《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當女人拍起電影，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是一種冒犯

「妳現在從事的職業是什麼？」
「怎麼說呢，它沒有辦法被命名。畢竟沒有『女攝影師』（camerawoman）這種說法對吧，只有『攝影師』（cameraman）。」

對想拍電影的女性來說，只憑技藝，似乎總是不夠。

但要拍電影，怎麼樣才能算足夠？直到女性主義出現，才發現不夠的不是能力，而是性別。難以撼動的性別結構往往讓人自我懷疑：我真的有這麼喜歡電影嗎，有必要把自己搞成這樣？這樣的問題妳可能問過，認識的某個她問過，在紀錄片《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裡，一群拍電影的女性大前輩也有過這樣的自問。

1973 年 11 月，來自世界各國的女性電影工作者，帶著她們的影像創作、經驗與觀察（其中不乏創傷與隨之而來的吐槽），齊聚德國西柏林的兵工廠電影院，展開史上第一場「國際女性電影研討會」，標誌了女性主義電影史的重要里程碑。

她們從來在場

當年 28 歲的挪威導演維貝克勒克伯格（Vibeke Løkkeberg），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她帶著自己在 1971 年拍攝的紀錄片《墮胎》與會，同時與一群攝影團隊記錄從各地前來參加研討會的她們，因為不是男性、或表現不符合男性期待，在影像工作中遭遇的種種困境。

影片裡，女學生想在電影學校主修攝影，卻被校方以「女生怎麼學攝影」為由試圖勸退、女性電視台編導空有一身技術，卻只能在男性自尊包圍的環境下懂裝不懂，好讓對方願意繼續合作。在能力的貶低之外，許多人共同面對的，還有工作現場性騷擾頻發，身邊的男性時不時試探「有沒有機會睡到妳」的日常。

「在那種環境，所有人都在試探有沒有機會睡到妳。要是妳太認真工作，他們就會開始覺得妳是個女同志。那都要變成一種榮譽了妳知道嗎？」

「電視台的男性同事很樂意見到我，他們會衝著我笑，但不會在專業上尊重我⋯⋯我必須要加倍努力，甚至比他們更努力，才能證明我能做得跟男人一樣好。然而那之後，我面臨的是更大的考驗：他們受不了我能跟他們做得一樣好。」

「『我們知道自己要什麼』這件事本身，對他們來說就已經是一種冒犯。」

在那樣的環境裡，女性都是倖存者，從荊棘裡尋找自己的電影之路。當年年輕正盛的受訪者們，後來長成了德國女性主義電影運動先鋒人物之一 Claudia von Alemann、創辦柏林女性電影節的 Helke Sander。來自美國的 Ariel Maria Dougherty，她參與創辦的組織 Women Make Movies，後來啟發世界各地成立以女性串連視角出發的影展與組織——當中也包含台灣自己的女性影展。

而勒克伯格自己，則在研討會的 6 年後拍出首部劇情長片《空房間裡的妻子》，以清冷詩意的影像，大膽描繪中年女性的身體與情慾，挑戰對女性的刻板想像，從此成為北歐女性主義電影的重要先鋒。

在《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裡，這些想做電影的女性說話時，不只一次發生影像突然中斷、只有聲音被錄下的情況，有時還會見到膠卷的原始痕跡，捲動幾秒後才會看到下一段畫面。影像儘管有些粗糙，但那樣勉強都想用力留下的見證，在 2025 年的今日仍能引起共鳴。

有人惱羞，所以她們沉默

這批堪稱「會議紀錄」的影像，卻是直到將近五十年後的 2019 年，才在挪威國家圖書館的資料庫裡被重新發掘，一開始甚至只有畫面，之後才再尋回音軌。影片最終剪輯完成，《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在柏林影展論壇單元放映時，已經是 2025 年。

整整 52 年的時間差，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才剛放給他們看 15 分鐘，他們就當場拒絕資助這部片。」導演勒克伯格在柏林首映時回憶，當年她將這批素材帶到挪威國家電視台，無意間卻讓脆弱的男性自尊碎裂一地，「我也沒辦法從其他地方獲得資金。他們看了以後覺得自己被針對，就用這種方式懲罰我。」

這並不是她第一次因為性別遇上麻煩。勒克伯格早年在當時的丈夫執導的電影裡演出，一次映後訪問中，男性訪問者向她的丈夫提出拍攝作為演員的她，條件卻是希望勒克伯格全裸站在一大批膠卷之中，「我當下立刻甩門走人——那是我最後一次在鏡頭前，作為一個被凝視的物件存在。」

而她在 1973 年拍下，卻隨即被唾棄的這批研討會素材，其中 70 分鐘成為現在觀眾得以一見的《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還剩下約 3 小時未使用的素材，製片 Anders Tangen 宣佈將發展為著重女性影人不同困境的電視影集，並在原始畫面外，加入當年與會影人相隔多年之後的訪問。

讓女性不再只是被凝視的方式，就是讓她們說話——五十年前如此，五十年後亦是。

世界變了，也沒變

研討會那年 28 歲的勒克伯格，今年正好 80 歲。

五十多年過去，不只電影變了，世界也在變。

《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裡女性電影人不只討論女生拍電影多難，也討論到在那個年代，身為女性之難。那時的世界還不理解女性可以如何自由，也不理解她們的身體與欲求，父權的醫療體系總是做出不符女性需要的診斷，長久下來，連女性都與自己的需求走散了。

不只一位受訪者說到，從來沒有人教她們理解自己的身體長什麼樣子、更遑論如何感受。而當她們動念，世界只覺陌生與危險，努力工作會被同行的男性當作女同志、女性主義倡議者則往往被視為欲求不滿。

而研討會發生的 1970 年代，也是人工流產開放與否的辯論，在大西洋兩岸延燒之時。

1971 年，西蒙波娃撰寫〈343 蕩婦宣言〉，在墮胎尚不合法的法國，藉由一群女性集體具名揭露自己的墮胎經歷，衝撞當年法律的不合時宜。宣言裡除了波娃，莒哈絲、安妮華達和凱薩琳丹妮芙等文化界人士同樣在列。

1973 年 1 月，美國最高法院以 7 比 2 的比數在羅訴韋德案裁定，美國應於聯邦層級保護女性選擇人工流產的權利。

就在同年 11 月舉辦的國際女性電影研討會，自然不會置身於這項與女性切身相關的事務之外。勒克伯格在影片中詢問來自美國的女性電影人關於墮胎，對方回答，「我覺得跟歐洲比起來，相對沒那麼糟。」

處境是相對的、是比較級的。那時的美國，女人們將新出現的工具與技術用在自己身上，一開始用來引出經血，後來被應用為終止妊娠的手段。儘管那些方法在今日看來有點難以想像，甚至會不自覺感到疼痛，但至少她們的身體，終於能由自己決定。

那仍是今日的女性身體自主權運動中，一句重要的口號與目標：我的身體，我做選擇。

當年將墮胎視為禁忌的法國，在 2024 年 3 月成為全球當時唯一一個在憲法明訂保障女性墮胎自由的國家。那晚的艾菲爾鐵塔點亮起那句口號。

只是世界也能一夕回到解放前。2022 年 6 月，美國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比數推翻羅訴韋德案，宣告過去 49 年在聯邦層級保障女性墮胎權的常態正式終結。幾天之內，十多個保守派州份隨即推出墮胎禁令。

戰場是永恆的。

還在路上

《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在今年柏林影展首映以後，勒克伯格出席論壇，主持人代替原本預計與談的挪威電影人、勒克伯格的女兒 Tonje Kristiansen 發表致詞：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批素材，我感受到一股與我母親前所未有的連結：身為一個做電影的，我的成長過程像是身處戰場。」

母女兩代同樣身處電影圈，而她們感受到的戰場，就是那場論壇的標題：「打破 26% 的玻璃天花板：為在歐洲的女性電影人促進性別平等」。

大會指出，在 2023 年，只有 26% 的歐洲劇情片是女性導演執導，這已經是過去 10 年的最高數字。儘管製片、編劇等職位的女性佔比在過去 10 年成長到接近三成，參與歐洲劇情片製作的女性攝影師與作曲家，則只有 14% 與 12%。

再往前一點，2018 年，也是 #MeToo 運動爆發後的第一次坎城影展，當時的主競賽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琪，帶領導演安妮華達、瑟琳席安瑪，和演員蕾雅瑟杜、克莉絲汀史都華等 82 位女性電影從業者「佔領紅毯」，發表共同聲明，要求電影業落實同工同酬、反對性騷擾。

紅毯上，手拿著麥克風的凱特布蘭琪一字一句都鏗鏘有力：「階梯上站了 82 位女性，代表的是從 1946 年坎城影展創辦以來，只有 82 位女性曾經走上這裡，同時卻有 1688 位男性導演，走上這個階梯。」

而截至 2025 年，坎城影展史上只有 3 位女性導演，拿下最高榮譽金棕櫚獎。

半世紀過去，性別平權這場接力賽，在電影圈依然漫長。還有太多有待突破的險阻與暗礁，還是太少關於女性的故事，由女性來說，被女性看見。

《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開頭，當勒克伯格詢問怎麼看待女性主義與電影，受訪者是這樣回答的：

「我很欣賞那種，能看到女性自我肯定的電影，而不只是抱怨女性的受害處境。我認為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讓我看到女性有力量、能做事的電影。」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時間｜2025.10.17-10.26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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