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漢人，要怎麼參與一場原住民音樂節？──記 2025 阿米斯音樂節

沿著台 11 線轉進都蘭部落的都蘭鼻大道，步行至阿米斯音樂節會場，首先看到路旁綁起的染色旗幟，上頭寫著所有參與的部落組織。晌午日照滾燙，舞台與攤位都還未現身，震天價響的吟唱卻已一波波傳來。

自 2019 年場地搬回都蘭部落傳統領域 Pacifaran（都蘭鼻）後，阿米斯音樂節的規模逐年擴大，而因場域本身即是祭儀之地，更需要部落全體協調與合作，才能支撐起音樂節的龐大運作。

今年的阿米斯音樂節依然以「文化舞台」呈現傳統歌謠、舞蹈與儀式文化；「現代舞台」展現當代原住民族創作與跨界合作；「海邊的孩子」則專為年輕世代與部落青年創作打造，象徵文化的延續與萌芽；另有「文化小教室／電影院」與「工作坊」等不同性質的交流場域，各自聚集不同擁躉。

這樣的分區其實不只是節目分類，而是主辦單位以「文化時間軸」去理解自身傳統、當代與未來的方式，舞台之間的差異，隱含著部落如何認定文化的層次、延續與責任，也讓觀眾得以在空間裡實際經驗族群內部自我觀看的邏輯。

你的愉悅，我的痛感

音樂節中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來自印尼巴布亞的 Wisisi 音樂家 Asep Nayak。Wisisi 是 Asep 家鄉 Wamena 地區的儀式性傳統音樂，他以快速節奏與電子重拍結合，成為現今當地青少年社交活動的熱門音樂，甚至在學校被當作健康操播放。

在「文化小教室／電影院」中放映的紀錄片《Wisisi Nit Meke》，微妙展現了 Wisisi 音樂在地方社會中的情感重量：這類旋律常在社群面對生活壓力或集體處境時，被用來承載難以明說的心境，Asep 身在遙遠的島國東方海邊，即便對家鄉有千頭萬緒，也只能讓情感隨著音樂流動，而不是以直接語言訴說。

對許多台灣聽眾而言，Wisisi 的表象是輕快、動感、甚至極具娛樂性，但在演出者的生命裡，它卻可能帶有壓抑與抵抗交織的載體，這種「愉悅的聲響背後是痛感」的反差，也提醒聽眾，文化從來不只是單純被欣賞而已。

Asep 的沉默與 Wisisi 的政治性，使我不禁想到都蘭部落自身承受過的土地壓力與權力不對等。作為祭儀場地的都蘭鼻曾面臨資本開發威脅，一度要成為垃圾掩埋場或觀光飯店，經過十餘年抵抗與協商，如今才得以成為部落共同守護的公共領域與文化象徵，這也意味著，一個部落提供的視野，絕不只是文化的展演，更需要進行政治性實踐。

我們在台灣能在任何場域公開喊出認同，不需遮掩；藝術家能坦率直白，也能隱晦指涉，但來自巴布亞的藝術家提醒我們：能在傳統領域舉辦屬於原住民族的音樂節，其背後是族人日復一日、被海風吹拂出的守護意志所構築的。

邊緣的跨越

在音樂節的舞台之外，「文化小教室／電影院」或許是阿米斯音樂節最獨特的一角，被安排在距離入口最遠的區塊，時而被東北季風與毗鄰舞台的音量干擾，因為緊鄰公廁，甚至會有微醺的音樂節參與者直接從主講者面前走過。

毫不意外的是，這裡人數通常不多。與其他舞台五光十色相比，文化小教室逼著觀眾拿掉對原住民族的浪漫想像，將感性歌舞的氛圍除魅，從傳統智慧財產專用權、部落創生、青年認同，到原住民性少數處境等議題全面展開——

小教室裡關於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講堂，由奇美部落青年詳細談到奇美部落與原民會之間的爭議，部落早已依法律程序登錄其祭儀歌舞，但原民會卻在未經正式授權的情況下使用相關影像，繞過部落會議與授權流程，讓部落既震驚又感到被忽視。這樣的第一手講述，使程序被跳過、文化主體性未被尊重的爭議核心清楚呈現在現場觀眾面前。

又如另一場講堂聚焦在原住民性少數的生命經驗，講者提到自己成長過程中，往往除了性傾向以外，也會因原住民身分而遭遇偏見與歧視，校園中的嘲弄、社會中的刻板印象，使原住民性少數的處境比主流同志面臨更多層交織的壓力，族群與性別認同彼此疊加，被看不見也不易訴說。

這也是阿米斯音樂節最重要的價值：不只有歌舞與浪漫場景，而是一個讓部落或族人可以討論經驗、權利、尊嚴與現實處境的空間場域。

議題雖然往往難以下嚥，掃興甚至殘酷，然而正因身處邊緣，讓文化小教室反而最貼近原住民族正面臨的真實邊界，那些從不會出現在亮麗舞台上的現實。

邊緣是常態，而對在邊緣的人來說，移動與跨越亦是生命的常態。雖然音樂節中多數表演者固定在特定場域，但也有團隊能跨越舞台帶來不同火花，例如在台移工組成的菲律賓樂團 Guhit Band，〈Mananagat〉（漁民）這首歌是主唱 Kaye 寫給作為菲律賓本地島嶼漁民已逝的祖父，但在現場他也提及到台灣這裡也有許多做遠洋漁工的移工朋友，透過音樂，Kaye 把家族記憶與跨海工作的生命經驗帶到現場，向在台移工的日常處境致敬，也跨越土地，與同樣擁有遠洋工作傳統的阿美族共振：海洋勞動象徵著遷動、家族牽掛與文化韌性，因此這首歌不只是一首歌，更成為連結多族群經驗的橋梁，讓不同背景的故事在旋律中相互理解。

同樣在「文化舞台」上吟唱布農族傳統歌曲的東布青（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也能在「現代舞台」中與來自大馬沙巴的原住民族人，延續今年北婆羅洲熱帶雨林節（North Borneo Rainforest Festival）的緣份，展現雙方在歌謠文化上的成果；更不用說 Wisisi 音樂家 Asep Nayak 除了在「文化電影院」播放紀錄片，分享該音樂類型及所隱含的文化政治性困境，也同時以當代巴布亞流行音樂表演者的身份，在「海邊的孩子」舞台狂歡演出。

表演者的種種切換與跨越，都體現了阿米斯音樂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原住民族如何在音樂中與各國族群、各種議題交織。這些跨舞台的穿梭不只是音樂節的多元呈現，而是把文化從「展示」轉向「連結」的實踐，提醒每一位參與者：原住民族的音樂不是節目表上的分類，而是彼此生命經驗的交集。

也因此跨舞台的移動，不只是音樂風格的切換，而是文化議題本身跨越族群、階級與立場的能力，正如移工議題與原民議題在結構上共享「被邊緣化」的命運，這些穿梭也讓人看見，文化從來不以族群劃界，而總是在邊界上彼此碰撞、交織、延伸。

於是問題出現：作為漢人觀眾，該如何自處？

那邊盡頭是懸崖

或許先得回到參與動機。

阿米斯音樂節參與者逐年增加，越來越多聽眾並非追創辦人 Suming 舒米恩的明星光環，而是為阿米斯音樂節的品牌而來，這固然與原住民族音樂發展的活力有關，但也不可忽視另一群人——那些被「原住民」＋「音樂」這個組合吸引來、懷抱著無數想像的觀眾。

在「現代舞台」與「海邊的孩子」，總能見到衝到前排想與表演者互動的人，也有更多人靜靜坐在空曠場地，被風沙烈日包圍，只用身體與時間去聆聽。細看這些專注的面孔，他們彷彿在探索陌生語言、文化與歌舞，同時被主流禮儀拘束得略顯僵硬，如同置身於某種「國家」級殿堂。

慶幸的是，阿米斯音樂節從不限制文化舞台的表演內容與形式，表演者不需迎合主流期待，觀眾更無法挑選「自己想像中的原住民表演」。即便歌聲走調、舞步生澀，或是一場無法參與、沒有互動的儀式，都只是原住民族社群內部的凝聚行動，被暫時打開讓外界觀看，漢人觀眾必須意識到：不是原住民被你凝視，而是你正在面對一個更古老、更龐大的生命秩序。

音樂節中另有一個更少「外地人」踏入的區域——「部落交流區」。來自各地部落的族人團體在此休息與聚會，這裡或許更符合漢人對原住民聚會的刻板印象：把酒言歡、以歌舞互動。然而真正可見的，是新世代族人如何從個人交情延伸為團體交流，再深化成情感連結。

我所認識的一群當代青年族人背井離鄉到外地求學、工作，他們有著不同的文化族群、認同處境的彼此，卻在陌生的城市相遇又分離，之後隨著緣份回到部落、參與部落，再透過阿米斯音樂節的機會遇回彼此。本來在城市裡可能只是來自某某部落、雙親是某某部落的個體，來到阿米斯音樂節變成隨著某某部落而來的團體成員之一，最終敞開更多可能性，在都蘭與其他人繫著連結離開。因此與其說這裡是休息區，不如說它是一個族群之間重新縫補情感、交換生命軌跡的隱微場域。

這些複雜處境往往是非原住民看不見的，即便偶然闖入，也只會捕捉到豪飲或幽默這類表層印象，而看不見文化實踐中的自我懷疑、治理斷裂、內外期待的壓力，因此確實無須刻意渲染過度美好的原住民形象。

在這個區域裡，族人對外來者的態度也並非單一，有戒慎、有好奇、有親切，也有無感，它不是個張貼「禁止進入」的地方，而是一個理解尚未對位的空間，訴說著部落與外界之間細膩的距離。

或許有些漢人不在乎這些，不在乎社會議題、不在乎生命軌跡、不在乎表演背後的用意。這些吃力不討好的思考不屬於兩天的狂歡，但也無妨，因為那些願意理解的人，正在心中萌芽一種更正確認識當代原住民族的方式，那就是阿米斯音樂節最有價值的事。

音樂節結束時，Suming 的一段話迅速傳開：「在阿米斯音樂節，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其實文化是一種認同，從認識，到喜歡，到認同，我希望阿米斯音樂節，可以辦好這個角色。」 在那之後，每片土地都能開出自己的花——也包括那些來到台灣的外國音樂人，都在都蘭鼻種下了一顆文化的種子，等待有一天也能在家鄉綻放。

音樂節最邊緣的角落，有時最能提醒人什麼是部落真正的邊界，場地鄰近海邊，無法完全控管有人是否會往海邊方向走，因此常看到幾個漢人往草叢小徑走去，直到與一名久未謀面的都蘭朋友一同看著他們，我們相視而笑，他說：「傻傻的，那邊的盡頭是懸崖。」

強勁海風吹過，不久後便見他們狼狽跑回。

走離都蘭鼻時，海風仍在吹，像替白日的鼓譟收尾，那一刻我才明白——阿米斯音樂節的獨特，不在舞台、不在節目，而在於它讓文化回到土地本身，原住民族在自己的傳統領域裡，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說話，當燈光熄去、潮聲蓋過歌聲，部落的日常正要重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