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影評｜《日常對話》：用二十年說好一句疼惜的話
看完第二次的《日常對話》，覺得能夠理解為什麼導演黃惠偵更喜歡長片版的標題，說它更適合也更接近當初拍片的初衷了。也許關鍵不只在把焦點從人物（我和我的T媽媽）移動到「對話」上，也不只因為這二十年的拍攝計畫源自想記錄一個家的日常；而是那場後段的餐桌戲，恰恰說明了「日常」這個概念的弔詭。或者說，是「家人關係」的艱難。
因為最貼近的，其實壓迫感最大。明明應該要最稀鬆平常的，卻最難說出口，最難問到答案。
而捕捉這個艱難，是《日常對話》的可貴和勇敢。或根本應該說：是最讓人震撼和啞然之處。在雀雀的這篇專訪裡，導演提到她不考慮把這故事拍成劇情片，因為就算拍得再好，觀眾也很難完全相信。我想確實是如此。片中所揭露的家庭樣貌，階層處境，時代的侷限和愛與恨的曖昧並行、難解，都因為是真，才有了不待多說的力量。而這樣一部有著前世（短片）與今生（長片）的紀錄片，先後在 NHK、金穗獎、金馬影展播映，再來到如今終於上院線，不只拍攝行為本身充滿戲劇性，面世之後更帶入了創作者／被紀錄者／觀眾／公共思考的多重互動，而根本成為創作的一部分了。
於是站在現在，既然片子本身已經被討論得差不多了，作為在最後一波浪頭上觀看的觀眾，我想談的是稍微「事後」的觀察。據導演在映後所說，我們知道《日常對話》做到這種程度的自我揭露，不只是為了對觀眾說個故事，還要透過「說」的過程去撼動——甚至是修補——紀錄者（我）和被紀錄者（我的T媽媽）的親情關係。
這讓我想到從電影開始。從聽到導演的閩南語旁白，我就在思考：她這裡的語言選擇，是為了紀錄片本身的美學嗎？或純粹是因為她比較善於用閩南語「訴說」？但我聽了一陣子，其實感覺她的語調偏穩而平靜，比起說書，更像在自白。映後座談使用國語犀利又流暢的她，在片中彷彿是把自己「抽離」當下，放到童年的女兒視角（或語氣）去敘述，既是原初的自我，又不那麼直觀。這層層的選擇讓我非常感興趣，也非常好奇。
但後來某一瞬間，我突然懂了。其實沒有這麼複雜的語境或語言政治的思考，純粹就只是：唯有用閩南語，她真正的觀眾——她的媽媽，才聽得懂呀！
而第二次看也確認了我自己的觀察：片中對於導演的媽媽在年輕時代所受到的壓抑的描寫，比較不是來自性傾向的弱勢（當她說出自己交過十幾個女朋友，廳內瀰漫著一片驚嘆聲，且有很多明顯是男性觀眾），而是身為女性本身的性別弱勢。從對長輩的訪談裡，可以看到在那個年代、那樣的階級環境中，不只是「女人長大就是要嫁人」、「嫁了就嫁了（即使嫁到一個爛人），不然怎麼辦？」還幾乎多數的女性長輩都說到會「被打」，可見家暴的存在不是個被隱去的惡，而根本是那個時代對婚姻／兩性互動的典型想像。
再回到前面說的：黃惠偵拍這部片，給觀眾看是其三，讓自己了確人生一大心願是其二，作為一種家書、拍給她的母親看，才是其一。豐富的層次，超越了主題相近的《莎拉波莉：家庭詩篇》（Stories We Tell／2013金馬影展）和《白色謊言》（Little White Lie／2015 CNEX 紀錄片影展）。
映後座談時，有人問起這樣的做法——把一家私事攤在陽光下，邀請大眾的目光來一起凝視母親，給予後者某種壓力（？），並希望這能夠帶來和解……等等，真的妥當嗎？對此，導演說她已經先試過所有可以想像的方法：口說，寫長信，但媽媽都沒有任何回應，「完全石沈大海」。於是她才想到攝影機的介入，也許是最後的機會。「我只知道我不能什麼都不做，如果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
這樣的宣稱，在聽的當下讓我有一點疑惑。一來，攝影機理當讓人更警戒；二來攝影機也就是「拍」而已，如何能帶來改變？後來我才想到，導演所指的不是在攝影機拍的當下，而是完成了電影之後，在影廳裡媽媽一定得「看完」，不能中途離席，這變成有一套完整敘事的、終極的書信了。
恰好，最近在幾個對學生演講的場合，我都說到了電視與電影的不同。電影不會被切碎，觀眾篤定會「從頭看到尾」。或許在電影院中，那股近乎儀式性的「看電影」氣氛，真的幫了導演一把，讓媽媽終於把訊息讀了進去。
但那位觀眾的提問，畢竟問出了不只是我的疑惑，更是疑慮：這樣「公諸於世」的方式不會有負面的副作用嗎？沒想到導演說：目前為止兩次看完，媽媽心情都超好的，而且雖然沒有多說什麼，回家卻一直煮菜給她吃。所以她的判斷是這真的達到某種修補及和解的效用了。「更何況，連最難說出口的話都說了，還有什麼不能克服的呢？」
這讓我想到片中，導演媽媽面對尖銳的問題，雖然有明顯難以招架的時候，但是在講到自己的「另一面」時，又一再冒出得意的神色。足見我們眼中的「被暴露」，也許對她而言是「被看見」、「被注目」。「對他們那一輩來說，能上電視就是很驕傲的。」
加上，導演是抱持著善意，抱著對和解的期待在拍這部片，她用了將近二十年的人生（電影第一個鏡頭，媽媽手上的還是貝殼機！）讓媽媽根本習慣了攝影機的存在，卸下她的警戒與不安，再用對著全世界大喊的音量，對媽媽說出「我愛妳」。這其中不只有心疼和詢問：「為什麼妳都不對我們說、不回應我們？」還有那段剪成了整整十分鐘、實際上僵持了兩三個小時的餐桌戲上，巨大的同理：「我要妳知道，那不是妳的錯」。黃惠偵要表達的是：我明白的，而且我願意原諒妳（的懦弱）。
這樣的心意真的動人。甚且別忘了：這也是導演的自我暴露；不只是和解之路，還是療傷之途。她需要的勇氣沒有比較少。要跨越那個「日常」的門檻，她同樣是花了將近二十年啊！
回想電影的第二幕，是導演與女兒的相處，最後收尾也收在女兒和外婆的童言童語上。《日常對話》是一部難評的電影，因為它根本不是戲而是人生，而人生的力量比電影大多了。有誰敢說我們真的懂，真的能夠掌握？
但話又說回來，這電影回頭修補了人生，所以面對一部可能比人生還大的電影，我們只能盡量地談，盡量去思考，試著從中學習，學習理解也學習勇氣。《日常對話》以及黃惠偵導演，讓我看到了勇敢與元氣，在這樣的電影面前我只能當個觀眾，當個學生，而不是影評。
【張硯拓】
影評人，1982 年次，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獎評審，經營【時光之硯】部落格及粉絲頁十年，著有電影散文集《剛剛好的時光》。信仰：「美好的回憶是我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