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內部補助僧多粥少,想爭取製片資源有沒有其他管道?不願受限於本地制度及思維,自我國際化是不是當前的趨勢和出路?陳璽文、廖克發這對製片與導演組合,近期帶著紀錄片與劇情片計劃征戰數個國際提案工作坊與創投市場,這次講座中,兩人將暢談在國際間衝撞走跳、有鼓勵也有打擊的經驗。

陳璽文(Stefano CENTINI)是個有中文名字的義大利人,曾於羅馬電影學院主修創作製片(creative producer),意即除了調控資源資金,也從劇本階段就參與創作;他喜愛亞洲電影,一直希望到亞洲生活,先申請了歐盟獎學金到法國學中文,一年半後再來到台藝大進修,因此和廖克發其實是學長學弟。去年,兩人各別入選台北電影節與南特影展合辦的「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就在那裡決定展開合作。要成為漫長前期籌備階段的夥伴,陳璽文認為個性合拍比什麼都重要,畢竟這麼累人且不一定有回報的工作,不只兩人得有默契,還要彼此都做得開心。

為何需要往國外找資源

最新紀錄長片《不即不離》甫於台北電影節首映的廖克發,兩隻腳掌裹著繃帶出席,「這就是長期拍攝工作導致的,通常工作時都用意志力跟自己說撐得下去,拍的時候不會有事,每次拍完回台灣休息就發現很多毛病。現在狀態跟我拍《不即不離》的過程滿符合的,每走一步都很痛。」這部紀錄片已經進行了 3、4 年,題材與他的家庭背景、馬來西亞殖民史緊密相關,最初只是想透過採訪外婆、大伯等長輩來尋覓祖父的共產黨身分,然而隨著對歷史的爬梳,他記憶中的馬來西亞也逐漸變化,家園和家族變得美麗而充滿感情,覺得短片篇幅不夠,他想繼續拍下去,但因為馬來亞共產黨這段歷史至今仍是禁忌,政府不承認,所以不可能從該國找到資金,這迫使他往國際的提案工作坊和創投市場找機會,「我還沒找到錢以前,就已經拍了 2、3 年了,取景除了馬來西亞,還有泰國、香港、廣州,大家可能好奇沒有資金怎麼拍,所以就會弄到這樣(指自己雙腳),都是自己做攝影、燈光、錄音,揹了一堆器材去找這些馬來亞共產黨員,自掏腰包在拍這部片,我想找祖父是誰,就算沒找到資金,也要把它拍完。」

與陳璽文正式組隊時,《不即不離》已進入後製階段,由於是歷史紀錄片,需要向各博物館購買二戰時期的影像素材,雖然事件發生在馬來西亞,但相關紀錄卻受西方國家掌握,「這也是很荒謬的一件事,當亞洲今天在談歷史,卻要向西方買素材。」國際版權事宜由陳璽文處理,包括片中使用了日本第一部長片動畫,因為畫的就是當時的馬來亞,「這時候就會非常需要一位像他的製片去不斷交涉,這部片要帶回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是亞洲以外放映,所以要談不同地區的版權。」廖克發說,自己是瘋狂地到處想拍這個拍那個,而製片就是負責給予理性的評估與建議,別讓他過於暴衝。

以製片角度而言,陳璽文並不建議沒有資金就先開拍,但同是創作者的他,又能理解「如果沒拍到就沒有了」的擔憂,「我會鼓勵導演說,重點不是要拍到什麼,而是要講什麼內容,有時候導演覺得一定要用這個畫面,其實不一定需要,也可以用別的方式表達。這部紀錄片有很多歷史內容,初剪版本有兩個半小時,製片跟故事的距離比導演遠一點,比較有辦法去思考怎麼讓各國觀眾都接收到最核心的內容,包括去創投也是,評審都很忙,每天看很多片、聽很多人講話,你講很多他不一定有興趣,應該是要找到片子的核心,讓他覺得這部片跟其他的不一樣。」

Workshop 工作坊 V.S. Project Market 創投市場

以功能而言,提案工作坊就像創投市場的先修班,工作坊會為創作者授課,提供劇本寫作、提案技巧、融資上的建議,協助找出案子的優劣勢,接著就可以帶著這些經驗到創投市場廝殺。這類活動的報名細節與資料,通常由製片統整提交,每個組織的文件需求不盡相同,基本包括故事大綱、初步預算、合作國家、財務計劃等,「比如我們要拍的劇情片是台灣跟法國合作,一定要很清楚法國站在哪個角色、希望從他們身上拿到什麼資源,那會牽涉到影片的國籍和合作模式,如果我的故事在台灣拍,但是要拿法國資金,他們會規定有些錢要花在法國,所以可能會需要一個法國監製,或是後製在法國做,這些在 workshop 都是要討論的;project market 已經是下一個階段,在那裡會遇到投資者和發行商,你的案子就要比較完整。」陳璽文解釋。

「故事大綱要比較細,因為不是給一般觀眾看,大家都是拍電影的人,他們會看這個故事拍不拍得了、跟預算符不符合,比如你要講外星人攻擊台北,但預算只有幾百萬,那就很難說服他。要求的故事大綱 5 到 10 頁都有,有些工作坊要交完整劇本,通常都要英文,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製片跟導演都要寫一個 statement,說明為什麼要拍這部片,很多案子會因為這部分而看起來比較弱,因為它會看出創作的概念。」關鍵在於必須說服他人這個故事需要被拍出來,同時也要確認導演與製片對片子的認知和想像是有共識的。

國際紀錄片工作坊與創投市場

「Asian Side Of The Doc」是歐洲的大型紀錄片平台「Sunny Side of the Doc」的分支,第六屆於 2015 年 3 月在廈門舉辦,也是廖克發的創投市場初體驗,「那時《不即不離》已經拍了 2、3 年,有很多素材,開始找資金,在很勉強的情況下我把大綱翻譯成英文,其實我很佩服 Stefano 可以把這些講得很淡然,因為我每次填這些表格都要發瘋了,為什麼他們不要統一字數或格式?去每個不同創投,預告片也要一直改。」因為要考慮該平台是偏向電視或電影口味、買家是歐洲或亞洲居多,這些過程其實讓他覺得既受傷又痛苦,「有個導演跟我說,拍一部電影不是從開鏡開始,而是從你第一次有了概念、跟朋友講的時候開始,可能 idea 還是完全不成熟的,所以你需要訓練,一直跟不同身分、目的的人說同一個故事,又要讓他們都有興趣,這就是創投要做的事。」他發現,要嘗試把心裡的一個畫面或是藏得很深的情感說出來時,必定會有表達的問題,通常受到的第一個反應都是「這故事沒什麼特別的」,這讓他開始覺得,比起將故事拍出來,保護自己跟這個 idea 的關係反而更重要,「它就像害羞的小孩,收到負面評語時就躲起來,很多編劇跟導演會走不下去就是因為這樣,尤其是站在台上跟幾百個人說完,大家臉上一付『你來這裡幹什麼』,那是非常大的打擊。」一部電影的前製期動輒 4 到 5 年,途中會遇到無數的人給無數的意見,創作者要找到勇氣和能力去保護這個小孩,不能讓他走偏。

在國際場合上,文化身分也讓廖克發很有感觸,「我跟人介紹我來自馬來西亞,他們都以為我要提的紀錄片是野生動物,因為拍馬來貘、紅毛猩猩、老虎沒有語言和文化包袱,一說要拍歷史,歐洲 buyer 的困惑一推就推到幾百年前,而且馬共歷史不要說歐洲人,連馬來西亞人都不清楚,因為歷史課本沒有寫。」然而以技術面而言,一組買家的面談時間大約 15 分鐘,如果前 5 分鐘沒抓到對方注意,接下來就是白搭,這是他在初體驗中學到的教訓,「一開始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提案,大家都覺得我搞不清楚狀況,回來後非常挫敗。其實應該要準備好 proposal、小冊子、名片,甚至是可以放照片的電腦,隨時遇到有潛力的 buyer 就要準備提案,我去了才開始觀察別人怎麼做、怎麼開場、怎麼說話,這些都是 pitching 的技巧。」(待續)

 

【吾世代電影活路】
生長在台灣新電影落幕之後、如今邁向而立階段的創作者,在育成階段雖汲取大量國外作品精華,卻因歷經台灣電影產業谷底,而缺乏來自本地的影像文化養分,走過蒼涼的 30 多年,必須重新發掘講述自身故事的觀點與手法。

繼 2015 年「新導演的幾道難題」後,2016 年「吾世代電影活路」系列於每月第四週的週四晚間在閱樂書店舉行,放映會將關注青年影人對各種議題與類型的嘗試,亦引進國外優異短片以供觀摩;講座部分則探討當下關於從影的種種難題,以自力救濟的態度解套精進。台灣電影的前路尚未明朗,而我們都能做犯難先行的人。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

撰稿:孫志熙

圖片提供: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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