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導演黃進和編劇陳楚珩,是在《一念無明》的香港首映。其時兩人剛從加拿大回港,電影在香港的上映檔期尚未敲定,就先在多倫多電影節得到掌聲。應該說,沒有獎座光環,檔期可能更難敲定。謝幕時本來搬字過紙的客套話,通常會說,希望大家喜歡這部電影,他們卻劈頭跟大家說:「抱歉,知道你們不會看得太舒服。」

「是一部看完之後會讓人心情變差的電影。」後來,他們是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理念堅定,不討喜,亦不是自嘲,想來只有像他們這樣坦率地直面負能量的人,才能交出如此認真細膩的作品。

港產片新鮮人

《一念無明》遲遲未正式上映,原因之一是怕太另類,鬥不過強檔大片,草草完場。難言票房,獎座卻是有望的,不代表成就,但代表名字會被記住,觀乎這一兩年的香港本土電影,從《十年》、《樹大招風》以至《一念無明》都是出自新導演之手,浮現了一批值得關注的新名字。

打趣說句,好不殘忍的是,無論是金馬獎還是金像獎,黃進的最大對手可能是《樹大招風》,許學文、歐文傑和黃偉傑三位新導演,算是他在香港短片比賽「鮮浪潮」一起冒出頭的同門師兄弟。

先不談《一念無明》,未有《樹大招風》之前,首先要細數「鮮浪潮」。黃進說:「當然,我和幾個導演彼此都認識,《樹大招風》是一個很艱苦的創作過程,從杜琪峯、游乃海這些前輩身上,我看到一種很強烈的,香港電影的傳承。我們都是鮮浪潮的受惠者,這個已有十年的計劃非常成功。例如《十年》的導演們,還有其他跟我們年紀相若的,能進入電影工業,都是因為鮮浪潮。我們從而得到拍電影的經驗,得到人脈,先有自己的作品,然後透過它連結到其他創作機會。」 然而,與傳統的電影人略有不同,新鮮人鏡頭下的電影世界,包含著新思維,以及一股比過去更強烈的在地情感。黃進認為:「香港新一代的年輕電影人,作品中往往包含了對城市的感情。」然而,這不是九七前後港產片那股為宏觀歷史加註的統一觀感,而是更為個人和私密的分歧視點。電影逐漸成為新一代發聲的途徑,陳楚珩也指出:「除了孕育出一群創作人,鮮浪潮產生了一股新的創作力量,大家擁有的共通點是,都想說關於香港的故事,展現香港人的情懷。《樹大招風》說的是二十年前的香港,《一念無明》說的是現在,都是一種表達土地情懷的方式,我想將我們日常見到的香港紀錄下來。我們這世代的新電影人,無論是拍商業片的還是紀錄片,情感卻是共通的。大家都想用各自的方法去記錄香港。」

黃進補充道:「亦不再侷限於我們以前常會討論到的何謂『本土』電影?是否有香港的景?有多少香港的演員?我們更傾向於抽取、觸及到人的情感和城市的精神面貌。就好像《樹大招風》,它的第四個角色是相當明確的,它就是『香港』。」

《一念無明》導演黃進(右),編劇陳楚珩(左)。

話說電影看到中途,曾幾度擔心,怕某些情節處理得太煽情,就會毀掉全片。幸好,兩人年輕,卻懂得節制。綜觀《一念無明》的電影語言,處處展現冷靜,但故事包含的社會控訴,則明確有力,讓人傷心和窒息的地方,在於創作者眼中的真相瘡痍。

「我們這一代電影人,會很珍惜電影作為描述和呈現自己對土地感情的媒介。」黃進形容,電影就是提煉自己身邊所發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記錄到香港每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就像九七回歸前後,那時期的電影也會看到他們的恐懼,或是對未來的想像,對中港關係的想法。」

陳楚珩補充說:「就算不是政治片,是喜劇片《表姐你好嘢》,都會清楚看到大眾在當下的集體情緒,它是跨片種的。現在大家會朝著不同的片種和故事創作,但不變的是大家都想說關於香港的故事。」 也許,無論是《十年》、《樹大招風》、《一念無明》以至一系列新導演的作品,最大的共通點,就是鏡頭下的香港都獨特不同,卻都是同一個香港。黃進說:「就像分工行事,大家用不同的形式去拼湊一個我們想像的香港。其實有更多像我們這樣的人,反而更好。」 

新手上路

《一念無明》只拍了 16 天,時間有限,劇本也不是輕鬆處理的題材,壓力自然不小。印象中男主角余文樂也從未演過如此吃力的角色,過往在《志明與春嬌》、《救火英雄》等商業片,演的都是型男,只是做自己,這次演躁鬱症的患者卻不同了,要把人氣偶像的包袱全部放下,拍攝期間,穿的是舊衣,不能化妝,得做一個正正常常的升斗市民。其後他也在訪問提到,回想緊繃壓抑的拍攝過程,簡直是噩夢。

「是的,他有一段時間真的不想再看見我。不過現在沒事了。」黃進笑言。余文樂混了影圈多年,老手一員,其實倒不是太叫人擔心。新手上路的黃進,或許比起男主角痛苦得多,只是導演心裡苦,但導演不說。

起初以為,過程中最頭痛的事莫過於駕馭不了余文樂、曾志偉和金燕玲這些大牌明星,實情不是,貴人相助甚是用心:「他們會特意去聆聽我們的想法,多於一種『指點後輩』或『小子,我來幫你吧』的姿態。反而想知道的是,一個新的導演,一個不太正常的劇本,到底腦袋裡想些什麼。」

然而,最大的敵人,原來是自己。黃進歎道:「在拍攝現場最大的考驗是,我們當初寫好了劇本,當然希望一字一句演繹⋯⋯」說著,編導兩人同時表示,初次寫長劇本,初次執筒拍長片,都是太傻太天真:「我們事前已經想像過拍攝的情況,準備得很充足,劇本寫好了畫面會出現什麼。但往往去到現場,無論資源、演員表達手法,都未必是你想像的模樣。對我們來說,需要學習一切都未必如你所想。」

回想拍攝現場,黃進笑言:「開拍之前,故事是一個 close system,我們真的已經設計好了每個細節,要用什麼節奏,要用什麼鏡頭,但開始拍攝之後,我們發現自己太依戀自己的想像。於是我得學習在預先設計好的方案裡,看見新的可能性,也開放給演員用自己的個性去介入創作。」

訪問中,兩人似乎未察覺自己說了很多遍「學習」。年輕人通病的輕狂、傲慢,在他們身上好像完全被一種認真的姿勢取代。至於問到執導心得,黃進冷不防拋下一句:「最大的學習,是如何將已想好的事,完全放下,讓它死一次,再去看見新的呈現方法。它死了,它的靈魂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我就隱約理解為什麼余文樂怕了他。他應該是偶像派的宿敵。

鬧交翻桌才是情侶

還是換一個輕鬆的話題好了。《一念無明》故事背後讓人好奇的是,導演和編劇原是一對情侶,也是電影伙伴,這樣的合作關係,是更有默契,還是考驗了彼此感情?

「鬧交,鬧得可激烈了,我說沒有你也不信吧?」黃進不禁大笑,然後一臉認真說:「應該說,就因為我們是情侶,所以更加會經常鬧交。」

陳楚珩接著說:「同樣地,就因為我們是情侶的關係,才可以說得那麼清楚。是不喜歡的,就會直接說出來,隨時都準備跟對方反檯,這反而對事情是好的。」

黃進也表示:「普通的合作伙伴,很多時不會做到太徹底,都想跟對方保持良好關係。但我們之間有另一重私人關係,也賦予了我們了解和信任對方的基礎,討論時就會更加直接,去得好盡。」

更進一步來說,黃進覺得,他們的合作關係,其實正好是《一念無明》想要帶出的訊息:「兩個人要直面對方最差的一面,不能掩蓋避開,這樣才能真正了解、溝通。」

陳楚珩點頭說:「這個也是我們的相處方法。」且說,她既是編劇,也是導演女友,自然亦有份參與拍攝現場的工作。世上有聽話的男友,卻不會有聽話的導演,爭吵最多的事,始終是劇本,只見她想了想,就說:「最經常的鬧交原因,是他在現場改了我的對白。」

黃進坦言:「其實我們都相當清楚對方脾性了,所以當劇本細節需要修改,我還是很放心,我知道它不會毀掉我們的關係。」

卻聽陳楚珩重新說了一遍:「會吵架的地方,主要都是導演改對白,以及一些不合理的內容。」黃進笑了笑:「對她來說可能是啦。」

陳楚珩白了他一眼。

不禁心想,果然是一對坦率直面對方的情侶。 

無話語權的人

經歷社運熱潮的興起與消亡,在「傘後」時代,新生代關心的議題,無疑更著眼於前路茫茫,充斥了無力感的社會狀況。從《十年》、《樹大招風》到現在的《一念無明》,都渲染出一種哀傷、無能的感慨,卻又正正是活於當下的寫照。

「《一念無明》說的,是一群有情緒病的,基層的,沒有話語權的人。」黃進表示:「我們心裡有個盼望,說一群沒有話語權的人的故事,再找兩個有話語權的明星來演出,貼近觀眾,能不能把故事帶給更多人呢?」

也許,對於《一念無明》,很多人都會把重點放在余文樂和曾志偉身上。比如說,偶像派從影以來最具實力和另類的一次,或是曾氏父子雙雙晉身金馬(曾國祥是《七月與安生》的導演)。看過好些首映典禮和訪問,黃進都是站在一邊,份外不顯眼。

但這些新電影人的聲音,他們的走向,比獎座花落誰家更值得注意。

第二次跟黃進和陳楚珩見面,在工廈區詳談良久,過沒幾天,他們就去夏威夷影展,然後再下一站,就是台灣金馬獎。讓人聯想到電影中的一幕,余文樂買了好些蔬果種子,想在狹窄的天台種植,然後搞網購,賺到錢就把附近的天台都買下來,擴大規模,說不定還可以上市。偌大的奇想,認真地實踐,這大概是他們兩人夫子自道的電影之路,明確地喜愛電影,也相信著電影的時代力量。一個發生在典型香港狹窄劏房的故事,一個封閉微小的人物,到底能夠走多遠,能讓多少人看見那無力者的容貌呢?

走遍全世界,最遲鈍的香港人應就會見到了。

 

採訪:紅眼

撰稿:紅眼

攝影:兄弟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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