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上輩子是一棵樹。」

鄭麗君抬頭望著華山草皮比鄰而居的樹群,一旁的幕僚與編輯團隊掐著時間匆忙,她則有自己的靜心。

她說喜歡樹的安靜而強壯,接著繼續細數台灣樹與歐洲樹的差別,氣候、濕度、季節、顏色,在自然的紋理辨識哲學。說自己上輩子是一棵樹,其實是看見了樹的和平:「你看它成長的時候,如果遇到別人的枝葉,會禮讓共存,一邊給別人空間生長,一邊持續往上尋找陽光。」

擔任文化部長三年來,她的好口碑也可依循此脈絡。訪談間她說了幾次:「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是能夠結合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幕僚一旁偷笑:她真的很愛這句。今年一月初民進黨內閣為敗選總辭,鄭麗君卻被民間自發性的連署留了下來。她有謙懷特質,想法遼闊、實踐不懈,卻不邀功,與一百個人前行,不可能沒有枝葉碰撞折損,但她用心維繫樹與樹的恭讓,持續仰望追尋有光的地方。

鄭麗君 專訪 文化部

青春的硬刺

成長路上,她就是一棵自給自足的樹。小學五年級後,鄭麗君一路當班長,「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是我?我的個性比較獨來獨往,以前就喜歡一個人打球、看書,很早就自己一個人看電影。」鄭麗君慣性與人保持間隙,那就不輕易因他人評價而挫敗。

高中時,她一邊讀著一本本哲學書,也翻閱她承襲父母的黨外雜誌,有些是同學間流傳的影印本,對 228 事件與民主化運動有模糊的認知。1986 年 5 月 19 日,學校通知提早下課,她從北一女的校園走出來:「太棒啦!學校說下午會有暴民暴動,我就想去看看,什麼是集會遊行。」她站在人群圍繞的龍山寺,彷彿看見了一個新的世界。訴求解嚴的 519 運動是將鄭麗君推往社運的第一個現場:「我第一次見證到,原來這真的是《楚門的世界》,外面有一個真實的世界,需要我們自己去了解。」

高三那年鄭麗君考上台大土木系,還沒註冊,就被台大學運社團 call 去發傳單。其實她也沒門路,就是朋友推薦給學長姐:「我有個朋友好像很適合。」鄭麗君接了電話沒想太多就去了。大學開始參與代聯會、認識大陸社的林佳龍、鍾佳濱、鄭文燦、范雲,結果她的大學幾乎都在社團裡渡過。大一剛進校園時,台大土木是很熱門的科系,系所裡流傳,土木人的口袋掏出來,都是從億起跳的。鄭麗君當下決定轉系。「我父母也不贊成,土木系可以確保收入,哲學系就不知道以後的職業是什麼。」

她一直是先斬後奏類型,也可以說,她在成長路上,本來就不是那麼一般的孩子。當年那個看起來像乖乖牌的女生,上學時會為了不穿裙子,比糾察隊還早到學校,「我因為不穿裙子付出很大的代價,有時候要坐計程車⋯⋯零用錢都花在這了。」在耳上三公分、指甲、儀容都加倍嚴格的年代,鄭麗君抵抗規訓的傲氣似乎也成了一種身體記憶,以前高中每個禮拜一都要穿軍訓服、夾髮夾,高腰緊身,勒得她喘不過氣。長大後也排斥高腰與裙裝,心底像有一張性別與主體拉扯的網。

鄭麗君 專訪 文化部

我們發現鄭麗君不喜拍照,她誠實:「會扭捏,我就有種怪怪的⋯⋯,我很奇怪,不喜歡人家關注我的外表,二十幾歲吃素以後,好像有好一點。」鄭麗君看上去無疑是草食女,但顯微鏡下看,植物也有自己的硬刺軟毛。

她想想,那時候的反叛,更像刻意尋找與塑造自己。獨行俠走進社運,比起說跟人群近一點,較像和公眾近一點。現在鄭麗君去想「自己」是什麼:「李登輝講『不是我的我』,是比較偉大,那是一個奉獻於政治社會國家的大我。我也覺得,我有個『不是我的我』,參與公共事務,有一個大家認知的鄭麗君,但在我內心,我還是有一個自己的鄭麗君。」

失敗是正常的

「每個人內心都會有那種存在主義式的提問:我為什麼生在這裡?生在台灣、參與歷史,都是偶然。能夠參與台灣的歷史啟發我,人可以不只為自己而活。」

這是經歷過台灣的社運變動後鄭麗君的省思。她走進 1990 年的野百合運動:「我們那時候稱中正廟,因為我現在當部長要說中正紀念堂(笑),那次學運後,李登輝回應學生,召開國是會議,啟動了台灣的修憲。」1996 年總統選舉前,經政黨協商,台灣完成了六次修憲,陳水扁執政後又一次。國民大會走入歷史、回歸單一國會、國會啟動改選,使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時代。是這樣的親身參與讓她更義無反顧:「我相信這種效能感,是民主的核心。」

野百合學運是當時的觸媒,點燃了一整個時代的焰火,她幾乎記得與夥伴站在場上的神態:「共同經歷歷史變動的那個階段,其實對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她情不自禁的涉身其中,像植物向光,本能性的因為公眾事務而抬頭。救援雛妓、關懷農民運動、環保運動,以及大學每年鄭麗君都參與的反核大遊行。

但解嚴三十年,這些運動走到哪裡?「我從大學時關注的議題,到現在,幾乎都沒有完成。」

鄭麗君 專訪 文化部

鄭麗君有時迷惑,歷史更常走一步、退兩步。「去年的公投,我看到結果是很傷心的。」例如這次以核養綠案的通過讓她深省:「很多的改革一旦猶豫或是停下來,反撲回來的力量比你想像更大。改革需要不斷地前進跟深化,前進就是不能猶豫,更重要的是你要負責地讓主張的價值能夠被落實在政策裡。」她也對同黨的執政不心軟:「反核能不能成功,就取決於國家有沒有完整的能源轉型政策,因為你是執政者,不能只是倡議口號跟理想,必須要有完整的、人民可以信任的能源轉型政策⋯⋯。」

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何其困難。改革這條漫無止盡的道路上,失敗遠遠多過成功。夜深人靜她也思考:「我的很多理想,好像很多人不了解。也會自我懷疑,有沒有辦法再堅持?但我個性很奇怪,只要讓我睡一覺,我隔天起來就繼續拼。」

她已然過了猶豫掙扎的時候。野百合運動結束後,鄭麗君曾在大學發起抗議老國代參與修憲,但抗議同時修憲其實已經在進行:「幾乎像雞蛋砸在牆上。」也因為主張幾乎不可能實現,他們採取禁食的激烈手段,一天天過去,夥伴的家人一直來勸她停止,鄭麗君的父母也在現場哭了三天:「其實他們是來支持我的,我滿感動的,我阿嬤跟親戚也有來,到了第三天以後,他們就不哭了。」談到自己的父母,鄭麗君難得虧兩句:「他們開始捐款。第三天民進黨來了一些領導人,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已經過世的高俊明牧師,我媽就像看到偶像一樣!很開心跑去跟他們聊天。」

說來輕鬆,但那是鄭麗君印象最深刻的失敗:「很多父母來勸退,我是發起人,我要負責整場行動。我記得最後一天,我們在那個廣場上每個人都有一個睡袋,那天晚上就把睡袋拉起來,自己在裡面哭一個晚上。」

那一年,她 20 歲,宣布人生發起的第一場社會運動失敗。「接受失敗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學習,你對理想主張負責,你也對公眾負責。」她也更明白了不是努力就有收穫的愛:「很多運動都是在不知會成功的狀態下去發動的,你也不期待,一場運動就會成功,但你還是要去做。」

「明知不可為而為,明知不一定會成功還是去試,一次次,會有不一樣的。」鄭麗君特質裡一直帶著社運人的魂,習於失敗,不急著採收,就這樣走進了政壇。

留在最難的位置上

社運轉政治,成長痛的拉扯與抽筋都是必然。鄭麗君說社運像戀愛,公職像結婚:「它是一個責任,戀愛以外,柴米油鹽醬醋茶,從政有預算決算,政策有成敗。我這樣的比喻不是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有一種境界,是如何在婚姻中保有愛情。」

從大學開始,家人知道阻止不了她走向遠方,耳提面命:「第一線你不要衝,讓別人的小孩去吧。」鄭麗君當然也是左耳進右耳出。無論在社運或是政治路上,她都有救火部隊的風範。

大學畢業後鄭麗君到法國唸哲學,卻遇上九二一大地震。遠方的家鄉有難,她錯過與集體共難的時刻:「電話都斷訊,不知道動態,那時候網路不像現在這麼發達,你只能等待後續的新聞。那時候是非常焦慮憂慮,我當時念頭就是說,希望趕快回家,和家人朋友禍福與共。不管是好是壞,一起承擔。」

書還沒唸完她就回來了,一邊寫論文一邊做兼任講師。2000 年政黨輪替,林鐘雄老師、林佳龍等人邀請她加入台灣第一個智庫,她開始了政治的路。2004 年陳水扁連任,鄭麗君卸下智庫主任職位,又隨即被推薦去做青輔會主委,她一個行李箱就溜回法國、迫不及待重返哲學:「我在桃園國際機場接到林佳龍電話,因為要登機了嘛,我跟他說,這樣好了,我上飛機想一想。他就一直叫我不要登機了,我推辭說上飛機想想,到那邊再打給他。」

「到那邊之後我也沒打給他,我就去旅行了,之後又接到電話,被凹了大概三次,就⋯⋯好吧。」怎樣可以把妳騙回來?「他是說,民進黨歷史上第一次執政(2004 為民進黨總統大選總統連任),不能失敗。這個的確,04 年我有參與輔選,那一年很驚險,只贏 1%,選後還有抗爭,其實是很不容易的過程。」眼見民進黨選舉險勝,社會仍有許多不信任的聲音:「他們說的也有道理,要一起承擔,所以我就又回來。」

困難的,一定要一起承擔。當年才 34 歲的她,一身憨膽,扛下政務官一職。鄭麗君坐進會議室的椅子,左右的副主委與主秘都大她三十幾歲,她在過大的椅子上難以安頓:「以前政務官都是男性,那個椅子都很大,靠不到後背,對女性不太友善,我也花點時間適應。但是四年下來,我都沒有換副主委、主秘,合作也很愉快。」

她心裡面一直盤算著,上次逃跑不成,這次四年後,自己是一定要飛了。「我每次接任一個職務,都會想說結束後我要再回到哲學的軌道,但每次要回來就會接到另一個邀請,就想好吧那就再一個階段。我常用服兵役的心情接受職務,總覺得一期結束後可以再回到我自己的人生。」

2008 年民進黨大選前,鄭麗君離職去做輔選,她跟一群人從鵝鑾鼻走回臺北,走了 22 天、510 公里,希望逆風行腳、能看見民進黨起死回生,卻依然失敗。既然敗選,那是不是回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敗選了,我更不敢離開。最困難的時候,要留下來。」

鄭麗君對自己的人生的另一種想像——哲學工作,一割捨就是到現在。

和新的思維,緩慢在路上

「我們必須要有文化視野,把文化視野融入國家發展的視野裡。」

鄭麗君與我們談文化部的工作,其一就是捍衛一個國家深入發展文化的必要性。她上任後文化預算從 161 億突破了 200 億,大幅投入所謂「軟實力」的發展。除了無形資產如木雕、剪黏、歌仔戲、布袋戲等傳統工藝的保護,前瞻建設再造歷史現場,有 60 億預算投入各縣市做文化資產修復,讓城市與內蘊的文化一起成長。她舉例基隆港,未來發展的基礎,將是源自於我們對這個港口的認識。當我們理解從凱達格蘭族、大航海時代台灣第一次戰爭、戰後移民的歷史厚度,會對這個地方產生不一樣的思考。

她是深信創作與文化本質的人。不難發現,一片政治人物在社群重建形象、用年輕的語言與手段找尋選民認同選票,但鄭麗君的粉絲專頁,經常是本人親寫的千字文,落落長談政策。她不擅炫技,反覆做著基本功。

三年來,她特別在意內容產業的發展,對獨立樂團與出版創作青年的補助增加了三倍,出版產業甚至止跌回升。以及去年廣受歡迎的《千年一問——鄭問故宮大展》背後也有這樣的脈絡:「過去政府不重視漫畫,戒嚴時期更是打壓漫畫,我們首創漫畫輔導金,讓漫畫創作可以得到支持。」又與經濟部結合工作平台,專注在  ACG(動畫、漫畫、遊戲)的價值與產值。對比於經濟部關注產值,文化部從創作端給予補助,延伸的價值更大。

但內容產業只靠補助是不夠的。她心心念念如同韓國文化強勢輸出,讓台灣也以「國家隊」的概念成立文策院,期望政府以「投資方」角色鳴第一聲槍響,讓其他企業也願意將越來越多資金投入內容產業。那將是深深影響台灣藝文界的改變:「我們透過國發基金準備了一百億,讓民間的資金可以帶進來,整個產業可以升級與轉型。」

她期待內容加值,有機會為這塊土地帶來實質的影響:「我相信內容帶上來了,我們可以說故事,人可以留在台灣,不一定要去中國打工,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做自己的音樂、設計、創作,也讓世界看見。」

如今努力漸漸有了一些成果,《我們與惡的距離》便是她為了打破公視 9 億元的限制,與行政院合作透過 4K 內容產製達到前瞻計畫目標。接下來計畫只會越來越大:「提供給公視的預算今年是 25 億,明年會超過 30 億。」知道有些事在慢慢完成,她露出一股比較放鬆的笑:「你看,《通靈少女》到《魂囚西門》、《我們與惡的距離》,現在在籌拍的吳明益老師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大家終於有好好發揮的空間了。」

這些規劃都不是一朝一夕。總是想遠、想多的習慣,也曾讓許多人說鄭麗君「不接地氣」。她聽到則說:「我離這個詞,確實有點遠,因為我不迎合表演,我跟我的同仁說,我的政策不追求亮點,我也不追求短期有感,我最終是要達到目的。」文化部規劃的「台北文化雙軸線」一路到 2027 年:「那時候部長一定不是我,但我跟團隊說,政策是好的、合理的,就可能被延續。」

她想起年初收到的大量連署書,有點害羞因此音量小聲:「好像很少看到,人家連署政務官繼續做。我在那個連署書裡,提醒自己,人家絕對不是連署你繼續做官,人家是留我下來繼續做事。」鄭麗君不是表演型政治人物,說話平平穩穩的,有點像老師,她的魅力,在於做事的那種執著:「我就一塊磚一塊磚堆,但我心裏,有一個大教堂的藍圖。」

我想起鄭麗君請辭那時,會不會覺得終於要回到哲學路上了,她真的對此有所迷戀:「很多時候會想是不是要放棄,我在哲學世界裡可以把問題想得很深很嚴,現實世界裡要推進一小步,相對都是很緩慢的,有時想我回來當我的哲學家算了吧!睡一覺醒來,我又想,只是時間長短,慢的話,還是會發生。那就多下一點功夫,再繼續走下去。」

我們都曾是詩人,曾是科學家

鄭麗君在 41 歲那年結婚,現在她有個四歲八個月的兒子,她在介紹孩子時才想起部長也是位母親,會記得 4Y8M 甚至出生第幾日這樣的數字。她肯定也有母親對孩子的狂熱,可是鄭麗君得按捺住。拍攝時我們走過草皮,一群幼稚園的小孩在上面嬉鬧,她遠遠看著:「我還是盡最大努力跟他相處,但對他來說,時間一定還是少的⋯⋯」

她說常看著兒子,一面憂心他即將上幼兒園、接下來就是一條龍的教育體制了。其實鄭麗君很早就關心教育,也是因為自己曾有困惑:「高中面臨要分組,那時困惑,為什麼一定要分組?為什麼人不能按著自己的興趣與個性去追求知識?十幾歲時,每個孩子都是詩人啊,每個孩子都是科學家。那是人的思考與知識能力成長爆炸的階段,你想要認識世界、探索人生、了解自己,但是卻被限制在一個隨時準備考試、撿拾破碎化的知識的課堂裡。」

教育體制限縮人們的選擇,壓縮可能,鄭麗君很疑惑為何台灣人習慣考完試了、再去追尋做自己?「我擔任立委時,也花最多時間在教育議題,我認為這是我們台灣升級轉型重要的課題——如何讓下一代更自由。」她相信除了增進公民意識、鼓勵青年參與社會政治,應該持續關注教育改革,讓年輕人在工作中面臨全球化的競爭,成為一個更有軟實力的世代。

鄭麗君提到九零年代後高教擴充、大幅私立大學林立的青年困境,因資源結構分配不均、限縮階級流動的空間:「許多私立學校的孩子讀了四年得到不充足的高教內容,邊打工邊唸書、畢業後背學貸,在經濟困難的狀況下,如何保有適性學習與成長?」

「雖然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一再改變,可是換湯不換藥,不管是用推甄指考,本質就是一種競爭,在教育現場的理想不太容易實現,每個家長師長都希望小孩適性與快樂學習,但我們的體制脅迫老師要幫助孩子競爭,家長也無奈,希望孩子競爭勝出了,再去追求做自己。」

還沒談你的學習不是你的學習,別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近幾年台灣政治非常關注的課綱,鄭麗君也有她的思考:「國家的教改應該由上而下,先改變資源的公平性,內容則是由下而上,讓教育現場、老師、社會去做教育內容的改革,民主化的國家應該盡量對內容放手,更積極回應教育資源的不公平。」

她直言這不是政黨問題,畢竟三度政黨輪替,為什麼孩子依然在承擔著教育的惡果?「我們台灣的改革,一向做得比較淺,沒有勇氣去做結構性的改革。台灣 GDP 十幾年累計成長超過 50%,但薪資停滯成長,房貸大概上升兩三倍,假設一個孩子付完學貸,薪資沒有成長的情況下,等他存好頭期款要買房子,在大台北也大概是要退休的年紀了。」

「文化的發展、教育的發展,其實最終的目的都是人的發展。」

因為有孩子,因為自己也曾受困,她看見了青年安身立命的困境,更進一步思考,作為文化部長,如果青年連溫飽都是有問題的,台灣怎麼可能有充滿活力爆發性的新文化?「這種環境下,人是很難終身學習與成長的,我們想要買書、欣賞表演,想要在藝術中得到成長,要提升自己的軟實力都是相對困難的,整個知識經濟的發展也相對不容易。」

成為一隻鳥

鄭麗君沒有把自己裁剪打磨成政壇需要的樣子,她反而就用這一身天真,做出了另一種政治人物的姿態。想起她剛做青輔會主委時,那張坐不到後背的椅子,後來她自己帶了張小椅子去,在辦公桌前沒什麼氣場,但實際耐用,一用就是到如今。

言談中,她很喜歡說理想:「你會不會遺忘你的理想?你能不能推進理想?要怎麼帶領夥伴去改變結構與推動新思維?」鄭麗君很在意初衷,我們要她推薦關乎自己生命與政治的閱讀,說到底都是初衷。

高中時她經常在重慶南路的書街上混:「零用錢不多時就站在書店看,重慶南路書街大概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路,可以走好幾個小時,錯過晚餐時間。」當時,有一本影響她生命觀的重要之書:「我那時讀赫塞的《徬徨少年時》,裡面很重要的幾句話是說,其實每一個人的人生,最終都在尋找一條走向自己的道路,你在尋找『我』。書裡的兩個角色,辛克萊跟德密安,這一對朋友也是一個比喻,比喻理想中的我。」

這本書很適合提醒她從政的理念:「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去回答你要成為什麼樣的自己,但在現實生活中要成為一個如自己所願的自己並不容易,但是每個人要為自己承擔與負責。或許有股,一直想要追尋的熱切,也跟這本書有關吧。」

「一隻鳥出生前,蛋就是他整個世界,他得先毀壞了那個世界,才能成為一隻鳥。」——《徬徨少年時》

骨子裏深植反抗的鄭麗君有逆女性格,不斷啄著體制與框架的外殼,渴望看見新世界。她再選了一本書,分享自己的生命觀:「我在法國除了唸哲學也修經濟學,喜歡跨領域閱讀,但是我學法文的過程有一本書,你們一定都讀過,叫《小王子》,裡面有個重要的提醒,就是說不要成為你不喜歡的大人,每個人都曾經是孩子。」

這個答案很通俗,卻也真切:「這件事也是不容易的,我的人生志願,等我年紀大了,我要當一個快樂的老女人。」怎樣才能成為這樣的人呢?「我滿害怕回想自己的人生,只記得擔任過什麼職務,而不是完成什麼事。如果活到那時,還記得自己完成了什麼,按照自己的初衷走過了,應該就會是個快樂的老女人。」

文化部 鄭麗君 專訪

文化部 鄭麗君 專訪

她特別叮嚀我們:「講這個老『女』人,你要寫喔~因為性別也有它的考驗跟挑戰。」隨後又跟我們玩笑怎麼只有兩本書的額度?「文化部長要選兩本書不容易啊,我很喜歡讀書的。」

不喜歡穿裙子,不愛拍照,結婚時沒有婚禮沒有婚戒,就連婚紗照也沒拍。今天我們帶她穿上褲裙,雖然有點彆扭,但她還是非常配合行程的穿上了,只是面對著十幾個人爭先恐後拿手機側拍,她難為情地說:「你們轉過去啦。」

好久沒有散步的她,走路時離團隊遠,一心靠著樹,慢慢走著。看樹時她的神情,連同風吹起裙尾的淡淡粉色,閃出微亮的光澤。戲劇化的是藍鵲展翅華麗飛過她身邊,鄭麗君沒像我們驚呼,只是尋常:「自然有他們自己的樣子。」

樹一直強壯而安靜,站在那裡,終將成為快樂的老女人。

專訪 鄭麗君 文化部

採訪:李姿穎 Abby

撰稿:李姿穎 Abby

攝影:王晨熙 hellohenryboy

服裝協力:Dleet

責任編輯:溫若涵

文化 鄭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