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初春,宮崎駿的最新作品《神隱少女》(千と千尋の神隠し)在台灣上映,我還記得當時大二的我,還只把電影當重要的休閒,根本沒有概念「影評」是什麼。但看完的那週末,我在自由時報上讀到一篇文章,從意涵、美學到與過往作品的比較,深入淺出地談《神隱少女》。有別於一般「報導」多是資訊補充、或電影簡介,該文帶給我的滿足和充實不只令我印象深刻,更心嚮往之。我發現自己喜歡讀這樣的東西。我也注意到記者的署名十分雅緻:藍祖蔚。
十五年後,寫影評竟成了我的志業,讓我得以以一個後輩的身份,和藍老師約在試片前的空檔,從他的新書《與電影握手》出發,聊回憶更聊願景。讀其文字十多年了,熟悉到無法更熟悉,甚至連在廣播上的溫煦嗓音也聽了許久。但直到今年,我才終於有機會認識本人,且注意到藍老師和任何人碰面,總是先伸出手,誠懇地一握——我也好像明白多年來,他是以什麼樣的心境面對工作,面對電影了。
於是訪問開始,我請他先鉅觀地說說三十年來所觀察到的國片流變,他引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一開頭:「魚群來啦、漁船來啦、蒼蠅來啦、妓女也來啦。」換成電影的話就是:電影賺錢了,觀眾就來了,但黑道也來了。

從黃金年代到谷底,再到「等待新風景」

「電影它在賺錢的時候是個蓬勃、熱鬧的行業,生機盎然的同時也危機四伏,有各種利益、誘惑和千奇百怪想都想不到的事。」初入行即趕上黃金年代的藍老師,說起 1984 那前後,台灣一年還有一百多部國片,「也許良莠不齊,但各式各樣新人物、新演員的投入,帶來無窮的生命力。當然也有意外和失敗,有幻滅後的痛苦,但那多采多姿的浮世繪所構成的電影圖像,也較有立體的刻度。」
那之後,1996 到 2006 年的國片陷入沈寂,「當電影開始賠錢,黑道頓時銷聲匿跡,這也算『殘酷』的事實之一吧!」藍老師苦笑道:「那段時間魚不見了,船不見了,人也不見了。那種不見其實還蠻安靜的,但是是清苦的。」而彼時張作驥、瞿友寧這些作者依然很努力在非常寒冷的土地上開出一朵朵花,對此他回憶道:「在那段時間持續關心這些台灣電影的創作,讓他們有空間呈現,就成為維持那一脈香火的珍貴時刻。」看來不只趕上盛世,在雪積滿院的時節給堅守崗位者送炭火,也成為記者人生中不可錯過的緣份了。

那現在呢?從《海角七號》之後風向丕變的台灣,熱熱鬧鬧「復活」的榮景也燒了七八年,然對於現況,藍老師的擔憂和多數評論者一致:「以前大家都是一千萬以內的製作,當然因陋就簡,有什麼環境拍什麼,很少美術的規劃,也很難有 production value。但雖然寒酸,那些困境卻能激發出求變、求新的智慧。現在製作成本高了,大膽銳猛的新意卻不見等比例增長。」他舉你我直覺想到的「校園青春類型」為例:「現在比較擔心耽於一味,題材比較近似,不見多元的性格,那種『轉彎看見新風景』的力量還是少。」當然創作偏向穩健、保守,是因為投資方選擇風險小,可預期回收大的心態。「現在大概只剩下魏德聖,每拍一部片都能激起台灣意識,群策群力。即使如此,他拍《KANO》需要兩億,還是要籌錢籌得很辛苦。」但是當然,一旦拍出來,觀眾看見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要做一隻鶴,才能讓別人看見」

我接著問,在記者和評論這兩個位置,所看到的時代痕跡又是如何?藍老師先從傳統媒體(實體報刊)說起:「如今的媒體都講究蜻蜓點水、輕薄短小的寫作,不求深水炸彈式、也不求艱難議題的討論。所以一部片,能有五百字的篇幅就偷笑了,七八百字根本是奢望。」他不諱言:「是媒體把這行業變窄、變淺了,以至於記者一入行就接受這些薰陶,約定俗成。」他說當年寫影評可以有一千五百字,現在不到三分之一,要把一部片的某些概念寫清楚,變成很大的考驗。
「當然要用這樣的空間呈現比較尖銳的想法,沒有不行,但回頭看真正重要的是:現在的媒體已經不需要長篇大論、有深度的東西。」他感嘆那時代越來越遠,「所以當《聶隱娘》出現,那種專業的論述是不見的,只剩很多搬弄名詞,但寫不出獨特觀點的文章。」他說這樣的觀點貧乏,是這時代的隱憂:「我們有很多打水漂式的,只看到水面上漂亮的水痕,但你很少看見,也不期待突然有個深水炸彈式,轟然的力量。」
然而相對傳統媒體,這些年來網路世界各種「自媒體」和出版、論壇平台等等,可以說百花齊放,版圖和天空都接近無限。對此,已經累積部落格書寫超過十年的藍老師說:「在線上,世界變得非常開放,當然文字也開放,但開放難免就浮濫,難免就抬頭看都是人。要如何保持高度,找到自己的氣味和深度?這比起我們那個年代,其實又艱苦許多。」那該如何突圍而出?「你要有更明確的寫作策略,讓你的文字能在茫茫人海中浮出來。既然要寫,你寫成什麼模樣?想呈現什麼風景?如果你的高度夠高,你捕捉到的風景還是會跟別人不同。你還是能做一隻鶴,只靠一隻腳立起來,就可以比其他雞群高上不少,讓別人看見。」

「重點是要讀透,它才會是你的」

於是接下來,我問藍老師一個我私心中的好奇:在《與電影握手》書中,他提到自己早在聯合報時代就一口氣訂了二十本國外雜誌,對比台灣這些年,實體雜誌越來越少,僅存的也偏向資訊宣傳和報導,那樣的精神食糧的質量,格外令人嚮往。那麼那些雜誌裡,有哪幾本特別推薦的?
「我喜歡《Sight and Sound》的英文文章,我也喜歡《American Cinematographer》,因為它講攝影非常精彩,尤其每年奧斯卡前後對入圍作品的分析,讓人大.開.眼.界!可以看到專業的人怎麼拆解電影攝影的內容,及特效畫面的製作。」他還提到《Film Comment》,又補充說這些現在都有網路版:「而且紙本有紙本的獨家,網路也有網路版的獨家。」所以若真有心,這些資訊在這時代根本多到看不完,更不再有時效和空間的隔閡。「但話又說回來,其實你讀一本和讀一百本,道理是一樣的。重點是真的讀懂、讀透,才會是你的東西。」
藍老師接著指出,現在很多國內外影評其實是影介(電影介紹)而已:「一篇『影評』如果有三分之二是劇情介紹,那就 skip it,跳過它罷。看不到評論的高度,和你的觀點是什麼,沒有這些就是假的,可以不用看。」他說現在比較流行印象主義式的寫作,個人觀感的好壞和順著「心」流洩而出的文字,但如果不能同時言之有物,或擲地有聲,沒有自己的觀點而只剩人云亦云,說不出道理卻有強烈主觀的偏好,那看完一篇就好,沒必要浪費時間看第二、第三篇。
我也問藍老師,有沒有哪個影評人是他最推崇的?他毫不猶豫就說寶琳.凱奧(Pauline Kael),《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七〇和八〇年代的當家影評。「她那本《For Keeps》,這麼厚一大本,但真正的重點不在厚薄,而是那當中的書寫可以那麼自由自在!看她寫《巴黎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可以從神話的角度切入,那種寫作寬度,以及人們對待電影文化的理念,允許寫作者這樣恣意但言之有物地辯證,是多麼美麗的黃金年代呀。」他說寫評論不該淪為賣弄學術,應該要用很生動、popular 的文字把各種理論講得很生活,才是有說服力跟魅力的文字。「咬文嚼字難免,但要讓人 easy to read,才能接近和理解。要比較口語,又有一點文字的華彩,最重要的是能夠輕輕鬆鬆閱讀。這是我自己追求的。」

「永遠要相信:評論者要接受別人的評論」

當然關於自由,不只是主動的觀點選擇,有時也是消極的大環境議題。專訪當天,正值獨立評論撤稿風波的浪頭,藍老師說這正是為何,他選擇自己租網址而不掛屬於任一個現存的體制,不必擔心任何人 censor(審查)他的文字。我往更幽微的方向問:不論影評或記者,這兩個身份和電影創作方(或製作)一定有某種程度的緊張。這樣的緊張,如今是否仍存在業界?
「當然一直都存在,這種緊繃關係。」他舉前陣子戲院老闆挨打的新聞為例,說不論什麼時代,只要擋人財路,自然就會有風險,「這對我來說還是文場,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先送你一個鐘,過兩天屁股還會挨一刀,那可是見血的。」他形容那個年代,有很多黑道在旁邊人影浮動,很多人不時提醒你誰誰誰是什麼幫派的,「電影是一塊肥肉,有利潤當然就一定有黑道,」尤其寫影評更容易(被誤會)擋人財路,「你寫他好,他認為理所當然,寫不好則肯定認為你別有居心。這種情緒是人性,永遠都會存在,絕不會因為環境起了任何變化就有不同。」尤其當你批評的時候,他們會質疑「誰有資格寫影評?」——「你也許覺得用字遣詞很輕了,對他而言仍是無可承受之重,最得意的細節竟被罵得一文不值。這時候衝突就會非常巨大。」
當然,藍老師也不諱言:「任何評論都是主觀的,是個人的,沒有人能真正泰然無私,站在純粹評論者的高度書寫,不帶私心或偏見。」他進一步說道,身為評論者應該做的是意識到自己的主觀,再更主動調整自己。「如果我們只用一根尺來看世界,那就會覺得非我族類的,都被框限在某個刻板的位置、高度。但如果試著去了解很多類型和生態,讓自己的尺不是直線而是曲線,是一個柔軟的,不失原本質感但可以隨著不同的物件表象、紋理做出不同的描述方式,這個評論者的寬容和彈性,就會成為他的個人資產。」所以主動地掌控自己的標準,正是能讓讀者得到更多共鳴的根本。「但即使如此,仍然一定會有不同意見的人來跟你對抗,這時候其實,這些所有不同意見都是能量,是提供你下次寫得更開闊的空間。」
所以藍老師語重心長地下結論:「永遠要相信,評論別人的人要接受別人的評論。一旦有這個認知,世界就很開闊,得失不用太在乎。因為你永遠很難想像,受你評論的人有甚麼感受?同樣的當別人閱讀你的文字,他也在進行對你的一場評論。你瞭解這點,世界就很開闊,你不了解,就像被批評的人一樣覺得自己很委屈。」藍老師以此解釋為何前陣子,他面對金鐘獎評選的種種風波時,幾乎沒有任何情緒性的意見。

源遠流長的古典文化養分

聊到這,我決定來問問另一個纏繞心中已久的好奇。在藍老師近幾年的影評裡,常可以看到他引中文古典的詩詞,來闡述、比喻電影中——而且常是西洋片裡——的意境。我問他,這是刻意選擇的寫作風格嗎?有點意外地,他說這不是特別做的功課,而是早早刻印在他的文化養成之中:
「站在我的角度,在我的文化養成下用我的觀點,來解釋我看見的事物,這很正常,而且也是台灣書寫的重要論述。」他說自己很幸運,因為在他的成長年代那些詩詞都是可以「唱」的:「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曾經那麼喜歡唱歌,在那民歌還沒有崛起,所謂藝術歌曲當道的年代,我有幸感受過一些早期的音樂家們把經典的詩人、詞人的作品逐一轉換成歌曲,所灌聚、散發的那種能量。」他說在他學生時代,總有些中國藝術歌曲的展演,更背起了黃自譜曲、韋瀚章寫詞的《長恨歌》中最富意境的那句:參不透,鏡花水月,畢竟總成空。他說這些古典詩文,早已內化成他的一部分:
「就如同胡適的『依舊是月圓時,依舊是空山,靜夜』,或冼星海/田漢的《夜半歌聲》:『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邊的寒星. 你是山上的樹我是那樹上的枯藤』,用非常典雅、現代的抒情白話文去描寫淒美的愛情,同時又說:『我願學那刑餘的史臣,盡寫那人間的不平』,將司馬遷的典故融入文字裡。」藍老師說:「我現在能這樣背給你聽,是因為我從小就唱這些,蘇東坡的詩、李白的詩白居易的詩,你們背得很痛苦,但當年我們可是搖頭晃腦,很享受的!」正因為有那麼多前輩將它們譜成曲,而他躬逢其盛,曲曲能唱:「當你曾經在古典得到這麼多滋養,自然會在寫作的時候流洩出來。」
所以他說,當他寫賈樟柯的最新作品《山河故人》,選擇用蔣捷的〈虞美人〉做註解,同樣是一個主角橫跨三個時空、三種階段的心情,「他採取的美學形式,在過去的古典世界中已經存在,問題是新的閱讀者,你有這些可以對話的空間嗎?」他說如果有,那世界其實很大,而每次寫影評都在考驗書寫者用怎樣的角度、多大的高度和創作者對話。「所以我總鼓勵寫評論的人,要多讀閒書,多讀『無用之書』。哪天這個無用終於有用的時候,最驚喜的就是你自己。」但他也笑著補充,說這是刻意不來的:「也許曾經有個夏天,你覺得它很漫長無所事事,你就拿一本閒書讀過那個夏天。也許有一天,它就開花了。」(接續下篇

 
《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
作者:藍祖蔚
出版:逗點文創結社
日期:2015 / 10 / 01

採訪:​張硯拓

撰稿:張硯拓

攝影:廖慈玟

藍祖蔚 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 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