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重構楊德昌──專訪策展團隊及顧問：能不能是更明亮的牯嶺街、更溫暖的楊德昌？

關於楊德昌導演生前留下的大批文物，那幾乎已經是個流傳許久的當代電影傳說——

許多圈內人都曾經耳聞模糊的故事輪廓，「楊德昌的遺物被存放在一個貨櫃裡」，當中甚至不乏許多國外的大學和影視中心直接找上導演妻子彭鎧立詢問，卻也沒有結果。

直到 2018 年，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透過錄音師杜篤之聯繫上彭鎧立，才終於從對話的縫隙裡，推敲出文物粗略的樣貌：有手稿、有信件，有楊德昌讀過的書和收藏的黑膠，當然還有大量的電影製作資料。總共上萬件的文物，分別散落存放在彭鎧立口中的「四大倉庫」：兩人在美國洛杉磯的家、楊德昌在台北仁愛路的工作室、彭鎧立父母在淡水的住家，以及導演張毅的琉璃工房在淡水的倉庫。

文物想去的地方

在楊德昌離開後的這幾年，彭鎧立也不時會重新整理過遺物，但居家空間畢竟缺乏適當的典藏環境，再者這幾年兒子大了，她正思考把這堆家族的責任交到兒子手上。正巧此時杜篤之帶來影視聽中心有意協助保存的訊息，她心想也好，就當作是個緩衝，以後還有時間慢慢思考後續的文物處置。

她知道對這些珍貴的手稿影帶來說，還有比家裡更好的地方。

而另外一頭，剛接下影視聽中心執行長之位的王君琦，在開啟討論時就已經明確知道，文物需要的不只是誠意，還有專業。

「我們當然是盡最大的專業向她保證，我們會對這些文物做很專業的處理，而不是東西來了卻置之不理。說到底，我們必須要用專業說服她。」

然而當時影視聽中心的新莊場館還在建造中，國家單位窩在青島東路小小的辦公室裡，王君琦心裡也忐忑，「畢竟那裡就是一個很侷促狹隘的空間，很難說服人家說，我們是可以的。」

他們確實是可以的——2014 和 2016 年，影視聽中心自主修復的《龍門客棧》和《山中傳奇》分別被選入坎城和威尼斯影展的經典單元，入選門票不只是對於修復專業的肯定，更給了彭鎧立足夠的信心。

雖然已經證明影視聽中心是適合文物典藏的所在，但落實在實務的合作細節，則又分為捐贈或者寄存兩個選項，兩者的差異，在於後者將文物的所有權保留在自己手上，而前者則是完全交給國家機構。

「當然對中心來說，還是很期待能夠是捐贈，讓它們成為國家的典藏文物。」但在討論過程中，王君琦也感受到彭鎧立的搖擺，「因為一旦捐贈了，就等於移轉所有權，那其實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王君琦從旁觀察，當中的思考關鍵之一，是導演對於國家政府的存疑。

曾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重現白色恐怖時期國家機器的運作機制，又在《獨立時代》中調侃「『我是為你好』，國民黨跟民進黨都這樣跟你講」——楊德昌和政府始終保持距離。

「我覺得他對國家有一種知識份子式的批判態度。有基於他自己的一些家族經驗，包括他們當時所面對的威權政府；再者是他們這些做電影的人，常常會對政府的電影政策，發表自己的批判和觀察。」

而對從九〇年代一路陪伴楊德昌的彭鎧立來說，她也知道那樣的距離曾經存在。「他不希望自己拍的電影、說故事的方式，變成是某種政府管理眾人的工具。因為他對自己的作品是百分之一百的控制，他不想要自己的任何作品或話語權，被一個很大的制式機器給操縱。」

但即使導演曾經有過那樣的不信任，彭鎧立最終還是決定將文物交給影視聽中心，兩端思考的交集，在寄存的選項中有了解套的方式。

「我覺得給國家一份留檔案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過我們不希望主導權是在政府的手中。但因為是寄存，所有權還是會百分之一百在家族手上。」

台灣的導演，台北的導演

其實對彭鎧立而言，選擇與答案或許都比想像單純。

「我決定從這裡開始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楊導是在台灣長大的，所以我希望他的作品和文化精神被數位保存後，在台灣能夠都有一份，我覺得這很重要。」

台灣導演的文物存放在台灣的場館，看似是順理成章的決定，王君琦卻清楚一切並非理所當然。

在影視聽洽談寄存的過程中，同時間向彭鎧立遞出橄欖枝的，還有美國及香港的國際級場館，都是具有豐富的典藏及策展經驗的單位，楊德昌的文物交到他們手中，或許會有不同的視角和觀點。王君琦和影視聽中心的同事們心裡緊張，甚至暗中進行沙盤推演，試著知己知彼。

謹慎對待國際的競爭者，因為她知道楊德昌不只是台灣的，更是世界的。「我覺得對彭鎧立來說，她一直很在乎楊導在世界電影史的定位，所以如果今天文物去到美國的話，那就會是一種認識國際導演的脈絡，在國際影壇是更加分的。」

眾多選項之中，彭鎧立最後還是選擇讓文物落腳在影視聽中心。不為什麼，只因為台灣終究是楊德昌的導演起點，下一步才要走向世界。

而以這批寄存文物為核心的《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展，在最初規劃的時候，彭鎧立和王君琦都知道，地點不只是台灣，而且必須是台北。

不只因為影視聽中心所在的地利之便，更因為台北是楊德昌電影裡永恆的主角：《青梅竹馬》的環球商業大樓、《恐怖份子》的富錦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建國高中和台北植物園、《獨立時代》的 FRIDAYS 敦化店、《麻將》的華國大飯店，還有《一一》的圓山大飯店，都是台北。

2020 年，回顧展的策展人孫松榮加入團隊之初，彭鎧立直接告訴他，展覽一定是在台北。孫松榮回顧：「她說楊德昌常常跟她說一句話：『我不是在台北，就是在飛機上要去別的城市。』所以對她來講，楊德昌的電影就等於台北；楊德昌就等於台北的導演。」

對孫松榮來說，他最初在楊德昌電影中得到的震撼，也是關於台北。

「在我心中，他是經營台北最精彩的導演之一。他在處理台北的時候，其實是把城市當成一個肉身來思考，而不只是一個經濟或政治發展的背景。它其實是像一個人一樣，你可以觸摸到台北的白天晚上，或是清晨；它可能會衰敗，它可能會悲傷憤怒，它甚至可能會殺人。」

他花心思讓台北成為展覽中能夠觸摸的主角。而他思考，整個回顧展最重要的，就是讓楊德昌的一切都得以被靠近感受。

更溫暖的《牯嶺街》和楊德昌

要能夠讓人願意靠近，甚至停留，一直是孫松榮在策展過程中面臨到最大的難題。

——畢竟這是個以文件手稿為核心的展覽，「大家在讀這些文物的時候，最大的困擾是因為東西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用手寫的。如果我們只是一個讀者，這些文件是很有趣的；可是今天變成展覽，難度就很高，因為你要讓觀眾進來展覽的時候，還願意讀這些文件。」

而彭鎧立更期待的是，靠近之後，還能有下一步發生：「我一直強調展覽必須要有回應當代生活方式的一個視角，因為這些文物是一個文化遺產，所以要怎麼解讀它、要怎麼讓從來沒看過楊德昌作品的年輕群眾，能夠產生不一樣的效果，這是我比較看重的。」

在策展之初，彭鎧立也曾提出對展覽關鍵字的想像：溫暖。

討論到回顧展如何重訪《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策展團隊設計在一片漆黑壓迫的空間之中，以一只手電筒的光突破威權的黑暗，周邊同時展列出電影中刑求的片段。

但對於《牯嶺街》，彭鎧立卻有不同的閱讀方式：從小四和小明的愛情切入，整部電影於是更接近一個明亮的夏日。王君琦解釋彭鎧立對於展覽的期待，「她說為什麼老是要用這個方法理解《牯嶺街》呢？如果這個展覽只是在重複大家已知的楊德昌，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而溫暖的也不只電影，還有楊德昌——溫暖或許並非是觀眾在提起楊德昌時會浮現的形容詞。那是大家在導演的理性之外，未知的一面。

王君琦從和彭鎧立的對話中，看見過許多他不曾想像過的楊德昌：熱愛甜點、對鴿子和狗狗特別有感情，而且相信星座。

11 月 6 日出生的楊德昌，對自己的天蠍座身份極有認同。「他是很有意識地在當一個天蠍座、理解自己是一個很天蠍、愛恨分明情感豐富的人。」

他甚至會用星座分析一起工作的夥伴。彭鎧立如今想起來還是覺得有趣，「我自己是沒感覺，但他還滿常講這個的。畢竟電影需要一個團隊嘛，他會覺得某些星座跟他比較合。」

諸如此類的細碎故事聽多了，策展團隊漸漸可以想像一個多情、感性的楊德昌。

激情與柔情

而天蠍座情感豐富的楊德昌，孫松榮也在文物裡看過。

當時作曲家李達濤為《獨立時代》寫的主題曲，楊德昌親自進錄音室試唱了一次。孫松榮形容第一次聽到楊德昌唱歌時的震撼：「他唱得有點走音——可是你會發現楊德昌唱歌的時候，他會變得很激情，你會發現他像是另外一個人，而不是某個非常嚴肅的導演。」

既有激情，也有柔情。尋找展品時，孫松榮在文物中發現一捲楊德昌朗讀荷索日記《冰雪紀行》的錄音。

日記記下的是 1974 年荷索從慕尼黑徒步前往巴黎的一段旅程，三個星期的步行被濃縮在楊德昌的聲音裡，他的英文朗讀有時能聽出遲疑停頓，有時重複幾次同一個句子，整段錄音長達數個小時。

孫松榮嘗試想像錄音機前的楊德昌，是以什麼樣的心情朗讀荷索。「因為荷索在寫這一系列日記的時候，是他身心很疲累、受傷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可以從楊德昌留下來的這些錄音帶，去想像他八〇到九〇年代經歷的某種苦悶、不得志或自我挑戰，可能需要透過荷索的書寫去做自我的想像與探索。」

然而同樣的一段錄音，在彭鎧立聽來或許無關低潮，更像是對另一位創作者的仰望。

1994 年楊德昌在《聯合報》寫下〈我最喜歡的電影〉，文章裡最真摯的告白，就是獻給荷索：「我最喜歡的電影，若要指出唯一的一部，我會選我第一次遭遇的荷索作品：《天譴》。」

彭鎧立一路旁觀楊德昌對創作的思考，「他很欽佩荷索創作電影的態度，還有在創作電影過程當中，解決各種問題的勇氣。」楊德昌與《天譴》的共振，或許也是出自那一份拍電影的勇氣：當時荷索在經費極度缺乏、亞馬遜叢林荒險難行，以及主角克勞斯金斯基不時暴走的壓力中，以意志力完成為期五週的拍片歷程。彭鎧立說，「我覺得那對他的啟發很大。」

「溫納荷索七〇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作品對我啟發最多。我當時原已放棄了做一個電影創作者的願望，卻又被重新鼓舞起來。他影像的力量簡單而直接地觸及心靈深處，使我的呼吸和心跳重新復活。尤其是他的獨立、堅忍，使我深信電影可以靠一個人的力量來完成，這信念深信不疑。」——楊德昌〈我最喜歡的電影〉

後來策展團隊嘗試邀請這位楊德昌最敬佩的導演參與紀錄片訪問，只是信寄出後，得到的只有一封導演正在休假中的官方回覆，最後是彭鎧立親自出馬聯繫，荷索立刻欣然答應。多年過去，彭鎧立不只替楊德昌留下手稿創作，還有那些同樣珍貴的影人情誼。

更好的地方

2022 年，王君琦卸下影視聽中心執行長的職務，卻沒有離開策展團隊，因為她身上揹著的不只是展覽，還有彭鎧立的信任。

她始終記得當時彭鎧立對她說：「我不信任國家單位、我們楊導從來也不信任國家單位，但是我信任你。」

王君琦知道執行長任期有限，打從洽談的起點，她心裡就已預設成事不必在己，但她不會辜負這份信任。

從最初寄存文物的 2019 年，《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展如今，這四年對王君琦最大的收穫之一，是手機裡多了很多楊德昌的照片。

和彭鎧立訊息往來時，對方總不時丟來照片，順帶附上一句熱心的「你們看看這幾張可不可以用」，久了之後數量竟直逼手機裡的生活照。「我自己的照片或許會清掉，但楊德昌的我會留著。」

然而看過那麼多珍貴的文物照片，最讓她印象深刻的，反倒是一張從沒實際看見過的楊德昌手繪圖畫。

那是彭鎧立告訴她的——楊德昌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使已經病重無法說話，他還是在畫畫，有時畫的是工作手稿，有時是自己靈光閃現。而那張圖是在過世的三天前，他畫自己的夢境：一台火車上，楊德昌和幾位景仰的電影大師同坐，一群人風光明媚地，等著火車載他們前往一個明亮之處。

王君琦無數次在腦海中拼湊那幅畫的樣子，「那時候楊導其實已經是在一個神智不清的狀態，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人之將死時，某一種超脫的精神。像是楊導在說：『I'm ready to be taken to a better place.』」

幾天後楊德昌的告別式上，導演的妹妹楊麗朗讀了一篇美國詩人​​ Henry Van Dyke 的短文〈Gone From My Sight〉，文章也同時印在訃聞的背面：

Gone from my sight. That is all.  從我眼底消失了 就是這樣
She is just as large in mast and hull and spar 它還是一樣高的桅一樣寬的艙一樣粗的檣
as she was when she left my side 正如離開我身邊時的模樣
and she is just as able to bear her load of living 它依然載負著生命的能量
freight to her destined port. 航向命運的港灣
Her diminished size is in me, not in her. 它只是在我視線中變小了 本身沒有變化
——Henry Van Dyke 〈Gone From My Sight〉（尤克強譯）

他離開去到更好的地方，留下的創作和靈感手痕依舊載負著巨大的生命能量。彷彿他從沒消失，也不曾變化。

 

▍《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展 
時間：2023.07.22-10.22 
展覽 | 臺北市立美術館 
➡https://www.tfam.museum/yiyiey
影展 |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https://pse.is/52g9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