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布魯諾・拉圖——「台灣對我即是整個世界」,由全球重返地的邏輯

作者劉文
日期30.12.2020

疫情之下的今年冬季,台北雙年展邀請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與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作為本屆的策展人,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展覽主軸,展現(後)全球化時代人類與多物種社會必須面臨的新政治格局。

拉圖為著名的巴黎學派哲學家、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長期關注氣候變遷、科技、技術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和現代性的議題,這次策展背後的哲學觀與他 2017 年的新作《著陸何處: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有著緊密的連結,透過與拉圖巴黎—台北之間的視訊訪談,我將他在本次雙年展所想拋出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全球」、「著陸」、「戰爭」與「行動」等四大概念與台灣知識生產的連結,更具體地爬梳於本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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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策展概念主圖(由北美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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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與拉圖視訊訪談(由劉文提供)。

川普主義與重新定義中的「全球」

在《著陸何處》一書中,拉圖將川普主義(Trumpism)與相關的跨國右翼民粹主義,視為全球化下的連帶後果。全球化所製造的危機——社會不平等、氣候變遷、自由與保守派的加劇分裂——拉圖認為,並非來自民粹主義者單方面在認知上的錯亂,比如拒絕承認氣候變遷的事實,而是更大局面的全球重組。

在世界的版圖中,人們被政治論述分化至不同空間與時間的區塊,對於「全球」有不同的想像與解釋。有別於主流語境中經常將川普歸作為「反全球化」的帶領者,拉圖強調:「川普主義為『離地』主義,一面朝向全球化,一面邁向古老想像的民族聖地(讓美國再次強大),但這種政治想像危險的部份在於否認現代化與地表現況,也就是我們所仰賴為生的地球,有著極大的現實面衝突。」

川普的「離地」主義清楚地反映在他 2019 年正式將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 作為世界第二大廢氣排放國,美國的問題,也必然會要全世界承擔。

當然,全球化的危機並非由川普主義單方面所釀成,崇尚新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菁英(例如美國民主黨前總統柯林頓與歐巴馬),即使擅長舉出自由派「進步」與「多元」的招牌,也未能被赦免。拉圖提到,新自由主義菁英所投射的全球化,為一種「減法」的全球化,帶來更多以階級區分的封閉式社區以及更高的城牆,只屬於世界的 1% 階級。對於一般人民,因為貧富懸殊所造成的生活限制與想像的減縮,反而使得「在地」與固守的傳統價值顯得更加珍貴。無論是川普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困境,因而虛幻而不實,無法讓多數的人們「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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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安.莫里(Marianne Morild)《理想淨土》,
巧妙展現了地球資源與全球化現實脫勾的「離地」狀態(由藝術家提供)。

也因此,即使在美國十一月的總統大選結果漸漸明朗化之後,民主黨的拜登團隊提出讓美國「 重返世界」的政策,比如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以及更正視新冠病毒的疫情,拉圖卻認為,拜登上台也許會讓目前的全球化災難稍微減緩,但他對整體的前景並不樂觀:「無論是民粹主義或者其他政治意識型態,最重要的還是人們渴望在什麼樣的地方生活。『全球』的定義也將被改變,當下的『全球』是病毒的全球,也是虛擬科技的全球,不同的定義將不斷地與彼此競爭。」

新冠病毒疫情下,「病毒全球」取代了上一波的全球化定義。由於人們必須待在家,大量減少了汽車與飛機等的需求,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統計,2020 年的碳排放足跡整整下降了 7%,美國與歐盟國家的碳排放減少最為明顯。但拉圖也提醒:「由於中國疫情控制地較早,很快開始復工,碳排放量因此迅速回到疫情前的程度。」有鑑於此,人們對於疫情可以改善地質負擔的假說可能還是太過樂觀,只要我們對生活的型態與想像中的「全球」沒有共識,新的衝突與舊的問題將不斷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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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欣《小確幸之河》,展現
多種全球化互相碰撞下的荒誕(由藝術家提供)。

「我們已在戰爭之中」

對於衝突的最高強度形容詞經常體現在「戰爭」這個概念上,這屆雙年展也充滿了關於戰爭的比喻——環境的危機如同戰爭、戰爭即是環境的危機——對於拉圖而言,戰爭的修辭讓我們更能理解眼前全球危機的迫切性和嚴重性,是關乎於「地質」層級的(terrestrial),而非只是地緣政治的(geopolitical)。

特別是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來說,有關戰爭的感受更非單純在隱喻的層面,更是一件在政治上與物質面,強烈地影響日常的事件。相較於歐美的人們,戰爭是在物理感受上相對遙遠的事件。近期中美關係的對峙不斷升級,台灣人感受到(來自中國的)戰爭威脅也節節升高,而對於環境的危機感似乎仍是比較薄弱的。我請教拉圖,身為台灣人,我們該怎麼與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戰爭,有更一致性的認同與和解?

「你提到的兩種戰爭——地緣的和地質的——都具有其不可分割的物質性(physicality)。中國與美國的碳排放,環繞並佔領著台灣這座島嶼,這就是台灣同時所面對來自兩個霸權地緣及環境戰爭的事實。但有別於國際關係中的戰爭,環境戰爭的前線更難被清晰地描繪,也因此我們必須將兩種戰爭放在一起思考。」

對於拉圖而言,戰爭和環境的危機相互並行,唯有將兩者放置在「地的邏輯」(geo-logic),才能真正看清問題的地質和社會深度。換句話說,我們唯有不再依賴現代性規範出的人與生態的分界,才有辦法找出「著陸」的生存原則。

反之,國家環境主義的管理,也逐漸成為另一種越漸隱性並難以描繪的「戰爭」形式。在今年年底出版的《中國走向綠色》(China Goes Green: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一書中,作者李逸飛(Yifei Li)與夏竹麗(Judith Shapiro)即提到,中國政府近年積極創立具有「中國特色強制力」的環保政策與模式,包含垃圾分類與綠化基礎建設,經常強化國家對於人民的控制與監管。比如在回收箱上增設臉部辨識確保人們有妥善回收,也成為政府增強人民行為管理的工具,或是在國境邊界增建的綠化國家公園,成為驅趕少數民族,迫使他們放棄遊牧到都市生活的藉口。環境或者政治,如同拉圖所言,都有其互相影響的交疊後果。

也因此,拉圖認為,台灣即是處於地緣與地質的關鍵帶(critical zone),當代最急迫並重要的政治與環境議題都在這塊土地上有所碰撞,卻也構成別處尚未經歷的可能性——

「台灣對我即是整個世界。台灣的土地、民主運動,以及她的地質學——台灣必須同時處理兩種現代性,美國與中國的,加上她如此靠近中國,長期吸收來自中國的碳排放,她像是世界的實驗場,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要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如今,歐洲也必須重新思索和面對自己與中國的問題,而台灣走在更前面、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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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健《我的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在這部科幻推想片的分鏡圖中,台灣為中、美、日國家軍事戰爭中不可分割的角色(由藝術家與北美館提供)。

「藝術讓政治變得可行」

作為一名哲學家與批判思想家,拉圖在 2004 年的論文《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面對當時的全球危機——恐怖攻擊與地球暖化——他提出對於「批判理論」在社會上角色的重新定義。

有別於上個世紀,批判理論家可以站在國家甚至是科學的對立面,做出有如「錘子」般的批判,以一種較高的姿態要求一切打掉重練;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拉圖認為保持「批判」的視角,並不代表要站在遠處旁觀社會,反而必須學會「使用精細的工具小心翼翼地修補」這個已經相對脆弱的世界。換句話說,批判者更加必須參與社會的行動,而非拉開距離,提出空泛的抗議,因為我們所剩餘的時間並不再充裕。

這屆雙年展的「協商劇場」便生根於這樣的想法,與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ssociation)合作,容納各界人與非人的行動者,模擬氣候變遷覺察、核廢料處理困境以及助孕科技等多面向議題的協商,是一種脫離二元角色對立、新型的批判實驗。

由學術、藝術乃至切身的行動,我問拉圖,參與策展中,他如何思考藝術與政治的定位,以及期待觀賞展覽的人們有什麼樣的收穫?

他回答:「並不是『藝術即是政治』,而是政治需要一個形式去呈現所表達的事物。像是這次的雙年展即是試圖去呈現關於『氣候政治』的樣貌,每一個人都將有不同的解讀和感受,但更重要的是,藝術讓政治變得可行(art makes politics possible),讓它能有一個形體被看見與表達。我最想知道的,即是這次來參與和觀賞這個展的人們,最終渴望在哪個星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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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劇場「治理助孕科技」(由北美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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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劇場「塑化劑爭議」(由北美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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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史帝曼・孟加聶《⧜》,
融入北美館建築體的金屬簾幕,依照觀眾的步伐產生不同的形狀與區塊分割(由藝術家、柏林 Esther Schipper 畫廊及北美館提供)。

【劉文】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2020 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個星球上
以星球的角度審視人們價值之間的差異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並對當前持續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和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提出詰問。
時間|2020.11.21(Sat.)-2021.03.14(Sun.)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 號)

#布魯諾拉圖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劉文
圖片提供北美館
特別感謝沃時文化
責任編輯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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