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讀《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戰爭來臨前，女性主義者還要相忍為國嗎？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1.09.2025

戰爭與隔岸

1996 台海危機那年，劉文 9 歲，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戰爭。

那一年解放軍沒有攻台，戰爭爆發的陰影卻實際作用在她的身上——幾年之後，爸媽決定送劉文出國。小時候只是看著電視機裡的畫面懵懵懂懂，長大後才意識到，某種程度上，出國原來是為了避戰。

然而當時的她感受到的不是陰影，更像是疑惑。「為什麼台灣人要這麼辛苦？為什麼美國人不用擔心這些事情？」

15 歲國中畢業，正式飛到美國當留學生，才發現海的另一端也不是什麼無憂無慮的和平天堂。出國的前一年，美國發生 911 事件，隔年人一落地，雙子星大樓的覆滅從電視機上的轉播畫面，突然變成一道可觸摸的國家傷痕。

「在台灣覺得美國的事情很遙遠，可是到了美國之後，你其實就可以開始感受到，因為反恐戰爭，整個國家就進入高度緊張的狀態。」尤其當穆斯林出現在機場，身邊的海關開始肉眼可見地警戒，甚至直接進行額外的盤查。場面屢見不鮮。「我當時在西岸，所以那個情緒還沒有很明顯，可是在紐約的時候就會發現，War on Terror 這件事情是全面性地影響美國國內的政治。」

但彼時身為移民，即使雙腳就站在那片土地上，一切看起來都像隔岸觀火。

直到上大學後，正巧撞上小布希在伊拉克發動戰爭的那幾年。劉文在學校裡唸的是心理和性別，身邊的左翼同學們大多反對戰爭、更反對以反恐之名實行的種族歧視，想不去了解都難。

只不過身在美國的戰爭焦慮，畢竟和台灣不同。「我覺得其實美國人對於戰爭的想像一直非常混雜，很多人認為恐怖組織這件事情必須要被解決，但另一方面，因為美國就是一塊大陸嘛，在 911 事件之外，他們從來沒有受到本土波及，所以他們並沒有擔心過會被入侵，那個戰爭的焦慮是非常低的。」

「所以要說美國人可以跟台灣有相同的恐懼——那是非常不一樣的。」

真正意識到台灣的處境，還要到 2010 年左右。彼時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和留學生開始落地美國，校園裡或生活中，開始有了直面小粉紅的場合，尤其當對方開始輸出「台灣是一個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言論時，「你會發現，欸，你居然開始要辯護這些事情。」

然後，是三一八學運。2014 年之前，小留學生幾乎已經長成美國人的樣子，社群中頂多只有亞裔移民二代，幾乎沒有其他台灣人的存在。然而學運爆發，海外的力量把她和其他台灣留學生，甚至黑名單時代流亡美國的台獨前輩串聯在一起。那一年紐約舉辦論壇，劉文站在台上，代表獨派的立場發言辯論，面向台下滿滿的一眾在美台灣人。

那是一個近似啟蒙的時刻。「我覺得太陽花它開啟了，至少在華語或是台灣人社群，對於台灣主權定位的一個討論。」

然而那時候——那時候沒有人覺得真的會打仗。

穿著軍裝的芭比

在台灣的視角之前，先有女性的視角。在大學唸書的那幾年，她讀到美國女性主義學者辛西亞恩洛（Cynthia Enloe）的《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國際政治裡的女性意識》，像是被開了眼——

「我們居然可以用女性的視角，來思考國際關係。」

1990 年《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首刷出版，引發的震動幾乎是立即性的。在那個年代，國際關係領域向來被陽剛佔據，女性在制度中、在空間裡被隱身，而《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還給她們本來的位置。她們一直都在那裡。

「Cynthia Enloe 這本書提出了，當我們在談國際關係的時候，它永遠有性別的視角。女性並不是缺席的，她一直都存在於戰爭、軍事，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

從戰場到軍事基地，辛西亞恩洛對女性的關照也延伸到國際關係的各種尺度與縫隙：外交官的妻子、香蕉農場中的女性工人、廉價成衣工廠的女性勞動者、外籍家庭幫傭、女性旅行者和觀光客，旅館女服務生與選美皇后。恩洛並不援引學術理論，而是透過這些女性的顯身，看見背後性別的權力運作機制。「我們如果要把一個東西理論化，至少要先看見那個現象在哪裡。」

現象就在書名的 3 個 B 裡——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然而從軍事基地向外延伸，軍事化的影響也波及經濟、文化領域。1989 年，美泰兒公司首先推出了陸軍芭比，而後的幾年，芭比陸續參戰空軍、海軍，甚至海軍陸戰隊；身上穿的從戰場前線的迷彩軍裝，到軍事晚宴的正式套裝。軍事化的滲入無處不在。

當芭比穿上軍裝，女性主義就與軍事結盟了嗎？然而以劉文的觀察，從恩洛出版《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的九〇年代一直到近幾年，軍事向來都和陽剛綁定，因而主流的女性主義論述中，女性主義反陽剛，幾乎也等同於「反軍事」。

「軍事化的普及跟影響，它會被看成是完全負面、無力阻擋的。而我們對於文化的批判，也必須要回到對於軍事的批判。」

但戰爭從來都不是穿上軍裝再脫下，非黑即白的二元狀態。「其實我們看待全球的歷史，軍事從來不是一個例外狀態，它不是一個 extraordinary。它是 liberal politics 的延伸，所以你就沒有辦法軍事化它，因為軍事本來就是國際政治的一個常態。」

「後來也有國際關係女性主義的學者提出，女性主義如果一直執著於我們文化領域是 pure 的、是純潔的，你不要來軍事化我們，好像是把軍事化這個 process 想得太過二元。那當然並不是說我們不要對軍事有反思，而是軍事化這樣的概念，它失去它的功能。」

2022 年，辛西亞恩洛出版新書《Twelve Feminist Lessons of War》，容納進烏克蘭戰場中的女性身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反軍事化的概念被現實鬆動，女性主義者看待戰爭也有了新的方式。

「那本書裡面，她還是延續很多對於軍事的批判：當一個國家發生戰爭，即使它並不是侵略者，軍事化還是會造成內部女性跟 LGBTQ 承受的暴力提升。但她增加了一個部份，也就是她認為抵抗並不是負面的。她認很多的烏克蘭女性也是自願從軍的，而且她們從軍、她們願意去抵抗外敵這件事情，不能夠單用一個軍事化的框架就否定這件事情。」

當女性主義者走入戰爭，那是另一堂實踐的課程。

行動者的位置

戰場中的女性視角照進現實，從烏俄戰爭開始——那也是劉文投入民防的起點。

三十年來，一直把中國的開戰威脅視為嘴砲攻擊的台灣人默默有了實感，社群上開始有人報名民防課程，同時焦慮地討論，「你的防災包有準備收音機嗎？」「你家附近的防空避難點在哪裡？」戰爭的恐慌在同溫層內蔓延，陰影滲透進日常。

2020 年，劉文從美國回到台灣，同一年，疫情爆發。「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戰爭氛圍開始提升。因為你會發現國際局勢、地緣政治的轉變，像是台灣那時候想要對 WHO 提出很多訊息，可是被拒絕嘛，我覺得那是一個警訊。」

然後是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震動世界——戰爭發生，只是一場睡夢醒來之間。

「因為 2014 年簽了明斯克協議，你就會覺得，簽簽協議應該就會停止吧？但是普丁的野心沒有停在 2014 年。那 2022 年，它就是冷戰之後的大規模熱戰，而且它不是發生在中東，而是歐洲，一個台灣人體感更近的地方。所以當時，我就覺得我們必須要重新瞭解，當代戰爭究竟是什麼模樣、我們怎麼樣客觀地理解台灣的風險。」

也從烏克蘭的戰場上看見，女性在戰爭中從來沒有缺席。恩洛在《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中寫到：

不關心性別議題的運動人士（無論男女）在提倡女性應該更了解外國事務時，通常會將女性描述成國際政治體系的客體，或甚至是受害者。⋯⋯在這樣的世界觀裡，女性永遠是受到影響的一方。她們是服裝工廠災難的受害者、是戰時性侵害的目標，她們會被販賣、只能領低薪、遭到物化。女性很少被視為世界的詮釋者或改造者。她們很少以思想家或行動者的身分被看見。

而烏克蘭女性的行動也不只發生在戰場，作為後勤支援的戰場救護和民防大隊，女性始終參與其中。但在參與的前一步，是先去問：女性能夠做什麼？

「在 2022 年之前，我也會認為戰爭是不是就要上戰場？我是不是要去練習射擊？你會覺得作為老百姓，你不知道你可以做什麼。那個無助感跟焦慮感，會讓你誤解戰爭的實際狀況。」

過去國軍對於戰爭的口號是，「止戰境外」——讓戰爭停留在台灣海峽之外。無形之間也劃出區分，「當還沒有發生登陸戰的時候，他其實會覺得這些全部交給我，那民防這些陰柔的事情，我們就交給內政。所以它還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區別：抵抗是陽剛的、是軍隊的；民防是陰柔的、是內政的。可是當灰色地帶的戰爭成為主要的手段，我們很難再用這種境外境內的分別，去想像當代戰爭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民防重要？民防當然不是叫大家上戰場，而是我們要想像戰場並不是只是在我們之外。所以對我來講，其實女性主義可以做的，是在整個戰略上的重新思考。」

同樣的焦慮，她也在許多民防課程的女性參與者身上看見。「一個非常廣泛聽到的意見就是，為什麼軍事的知識是男性才會擁有？當然中華民國國軍的制度，就是只徵召足歲的役男，所以多數男性他們會從從軍得到一些基礎知識。但女性是沒有的，所以會有知識 gap 的焦慮。」

困惑也包含，如何安放自己在戰爭中的位置。「因為如果你是 36 歲以下服過役的男性，你就是會被動員徵召嘛——但女性並不知道自己要幹嘛。並不是說我們要去動員這些女性去從軍，只是政府是不是應該提供更明確的角色分工，或對於民眾的教育，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

而民防作為入口，提供了更多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的人，找到得以進入軍事及戰爭領域的方式，而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需求。「不只是生理的需求，情緒的需求、生存的需求，還有你家人的需求——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年輕的媽媽來參加民防課程，因為她們想到的不是只有自己，她們要照顧整個家庭啊。」

從最小的地方開始，找到自己的位置。

當女神穿上軍裝

角色分工的認知，不只對於女性是重要的，對於男性亦然。

網路上談及軍事談及戰爭，性別往往成為標靶——「女性不當兵就是女權自助餐」，對立處處可見，人人都可以挾上一口，各自配飯。然而戰爭的現實不是自助餐，個人的位置與制度相互綁定，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身份更不以性別區分。

「這個我也是開始做研究才知道，其實真正會到前線的主戰部隊就 20 萬人，全部教召加上後備動員，200 萬人，剩下的我們都是在後勤做民防，維持一般的基本生活。所以多數男性也不用覺得自己那麼偉大啦——Come on！你也不會上戰場！」

英雄式的想像，背後反映的也是對於戰爭的認知不足，「第一個，你不是職業軍人，你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你有保家衛國的情懷很好，可是你並不是專業人士。如果你假設你在戰場的角色是殺敵、保家衛國，我覺得你現在要轉換一下，學習怎麼樣去建立信任、怎麼樣去照顧他人，這個比較重要。」

保護者式的論述，也經常發生在對於戰時性暴力的渲染——尤其是針對單一性別的渲染。恩洛在書中呈現父權所雕塑國族主義中的女性象徵：

「女性是象徵被侵犯的民族、受苦的民族、自我複製的民族、最純粹的民族。」

保衛母國。保衛母親大地。女性的純潔就是國家的純潔，於是女性的被侵犯，彷彿整個民族都沉淪受難。但被插入的不一定只有女性，插入的，往往也不限於敵人。

「其實很多的暴力不是來自於敵軍，而是來自於很親密的人。他可能承受外界的壓力，所以導致二次性的性暴力傷害，那這就是烏克蘭的例子，家暴在戰爭時會大幅地提升。而且戰爭會有的情境，很多時候在平時也會發生。尤其是女性、性少數要面對性騷擾、歧視、性暴力這件事情，並不是現在就沒有啊！現在也一直在發生啊！」

「所以我會覺得，反而不是透過戰爭去渲染性暴力，而是因為戰爭可能會讓這件事情加劇，所以在承平的時候大家更要一起努力。」

另一種更為隱微的性別矛盾，是女性從軍的樣板化。在烏克蘭戰場上的女性軍人，要不經常以選美的姿態被物化運用，要不則是以烏克蘭傳統信仰中的女性灶神貝利希尼亞（Berehynia）作為動員手段，神化參戰的同時，藉此塑造民族主義中的女性典範。背後的操作，都是來自於對性別的刻板印象。

「那這樣子的行銷到底是好還是不好？當然身為女性主義者會覺得，你應該要重視的不是這種形象塑造，而是真正的福利制度啊。」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好的 campaign，是因為大量女性從軍，他們發現很多男性的裝備其實是不符合女性的身體，所以進行了軍服的改造。你可以想像這個東西並不需要花很高的預算，可是你光改造這件事情，它就可以提升大家的士氣。所以與其去做這種樣板性的宣傳，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代戰爭很重要的，是回歸制度上的改變：女性的需求到底是什麼？她們的 vulnerability，要怎麼樣去改進它？」

當然，還有其他性少數的需求。

「比方我們看從軍的跨性別者，很多人因為政策不斷地改變，就沒有辦法得到原有的醫療協助，或是工作因此沒有保障、得不到社會福利。」

更何況是戰爭。戰爭發生後，許多烏克蘭人逃亡至波蘭，但如今的波蘭主流政治高度反對同志，「你就不能夠像異性戀，隨便移動到另外一個國家。」或是許多跨性別者，在戰爭中被切斷原有的藥物供給，荷爾蒙取得困難，治療被迫中斷。

「我覺得 LGBTQ 只要在國家動盪的時候，一定會是高度的脆弱者。」

再等等，或者就是現在

所有的一切，都有性別的視角。在與烏克蘭女性主義者交流的過程中，劉文觀察到的是，即使在戰爭之中，批判的力量仍在。

「就算這些女性是百分之百地支持烏克蘭，但她們也不會放棄對於政府的批判，包含對於性暴力、家暴，還有女性勞動和社會福利制度。我覺得這樣的兩面性在當代很重要：你一方面你要抵禦外敵，你又要不斷地批判你自己的政府。」

「因為你可以看到，其實女性主義經常會跟國家敘事的民族主義，產生一個對抗的效果。」

對抗屢見不鮮。社群上一邊喊著「厭女的台獨我不要」「沒有性平的台獨我不要」，口號卻往往被誤讀，殊不知不要的是厭女而非台灣獨立；另一邊則高舉「相忍為國」「相忍為運動」的大旗，但如此相忍，真的就能一起走向想要的終點嗎？

許多人在運動中感受到的無力感，恩洛在寫書的九〇年代就已經如此感受：

再說一次，不同文化中的男性民族主義運動組織者都將族群團結提升至政治的首要地位，如果有任何人要質疑女性及男性在運動或族群中的關係，都可能被貼上製造分裂或甚至叛變的標籤。如果有女性呼籲兩性應該要在政治運動、職場和家庭中都更享有真正的平等，她們會被告知現在還不是時候，民族還太脆弱，而敵人已經兵臨城下。⋯⋯許多女性的民族主義者耳邊會迴響著男性的建議：「還不是現在，再等等。」

尤其現下的台灣，看起來正是兵臨城下的時候。恩洛寫下的句子宛如 2025 年的台灣縮影：「來自敵方勢力（外國軍隊或是地方政府的警力）的威脅越是急迫和具有強制性，族群中的男性就越能夠成功地說服女性運動家保持沉默、吞下她們的不滿、壓下她們的分析。」

然而她也提出重要的提醒，「不要強迫族群內的婦女在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目標之間做選擇，這對她們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在族群外部提供支持的婦女無法理解到這一點，就可能阻礙到婦女在民族運動中重新定義民族的努力。」

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對抗是永恆並且普世的。然而回到本地的脈絡，劉文認為是台灣短短三十多年的民主化進程當中，發生太多事情了——「而且在中國因素高度的壓迫下，它逼迫所有的女性主義者跟台派人士，全部都被壓縮在一個泛台派的光譜裡面。但這個光譜裡面也有右翼者、反跨者、反同者，甚至會說女權自助餐的。可是它被壓縮到，必須要面對彼此。你的基本價值觀是本土價值的話，你其實沒有很多的空間，長出一個絕對右翼或絕對左翼的黨派。」

衝突於是發生。

而衝突不會消失，因此更重要的，是如何安放自己。「我覺得我現在可以比較暫時放置的一個立場是，我的確認為國族主義跟女性主義有永遠的衝突，因為國族的建立一定跟邊界有關，只要有邊界的地方，一定會有被排擠的他者。但是我們並不是要很鄉愿地說要取消國族主義，因為在地緣現實裡面，國家就是要有疆界嘛。」

「所以女性主義可以做什麼？它並不是一個所謂的立國基準，但它可以是對於國族主義持續的批判，它是一個檢視我們行動的分析的方法：在國家的邊界裡面，你怎麼樣確認這個共同體裡的人群，無論是性別族群，他會不會受到階級的壓迫或是歧視，這是我現在的準則。」

「我覺得這個張力並不是不好的，就是因為有張力的存在，我們才會持續對國家進行批判。但這個批判不能夠凍結我們的行動，想說反正兩個不相容嘛，那我就都不追求了——那我就覺得那是很虛無主義的。」

更何況，戰爭還沒實際開打。這還不是最壞的時代。在兵臨城下之前，我們除了國家，還有許多值得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