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放棄是那麼容易──專訪許雅婷《大風之島》：拍樂生，我有什麼悲觀的權利？

缺席

2006 年拍完畢業製作《樂生活》之後，許雅婷離開台灣，到美國芝加哥讀電影。那正是樂生療養院抗爭最嚴峻的時候。

嚴峻從 2007 年 11 月開始，台北縣政府正式在樂生療養院貼出拆除公告，並對院民祭出限期搬遷。此後院內建築一棟棟倒下，從大門到院舍。2008 年 12 月 3 日，上百名抗爭群眾聚集在貞德舍內靜坐抗議拆除，台北縣政府則出動五百名警力驅趕，最後一位院民藍彩雲堅守在貞德舍內，直到捷運局工人持電鋸破門，走出時掩面哭泣。

那些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她不在。

「我其實是在一個沒有好好告別的狀態離開。我那時候的確有罪惡感跟很複雜的情緒，有一種自己是逃犯的感覺。」

後來回到台灣，也回過幾次樂生探望院民、參加活動，卻不再拿著攝影機。許雅婷形容自己像是女兒回到娘家，身份與位置轉換，一下子找不到自己。「那些活動又讓我更痛、更無力了——明明他們的生命裡還是有好多課題要面對，可是我怎麼只能做一些很康樂的事情？」

於是也曾經轉換位置。2011 年，捷運局在新莊機廠邊坡開挖引發走山危機，許雅婷在前線的聲援隊伍裡吶喊、表演——單純，安全，不用擔負任何責任。「但就覺得好像這也不是我的位子。那不是我的能力能做到最好的事情。所以滿長一段時間，都會有一種力有未逮、好像有力量可是卻動不起來的無力感。」

直到 2016 年底，國發會通過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劃，樂青成員邀請許雅婷和當年合拍《樂生活》的夥伴林婉玉，回到園區拍攝重建 Y 字型入口的大平台方案推廣影片。「那時候一拍就覺得，哇，那個感覺都回來了。」

彼時距離 2006 年離開，已經過了 10 年——等到她把紀錄片《大風之島》完成，那又是 9 年之後的事了。

初入

2005 年 5 月的「音樂・生命・大樹下」音樂會，那是許雅婷和林婉玉第一次踏進樂生。那時候她們就已經帶著攝影機了。

起初只是想為畢業製作找題目，從 BBS 上知道了樂生療養院——倒不是被議題吸引，更接近一種純粹的好奇與驚異：「我第一次感覺到有一個社會議題，是距離我的家那麼近的。」

說近亦不算太近。捷運新莊線還沒蓋起來的年代，兩人從政大騎著摩托車到樂生，從城市的邊緣到另一個城市的邊緣，一個半小時的路程處處顛簸，最終來到的地方卻超乎想像：平房，山坡，年長的院民騎著代步車緩慢移動。許雅婷的第一印象是，回到了故鄉。

即使她一個台北都市小孩，根本從未擁有過那樣的故鄉。

如今點開網路，大有已經整理得清晰詳盡的議題始末與資訊：1994 年，因為捷運新莊線機廠的興建，捷運局與樂生院方確定「先建後拆、就近安置」的方案，讓這群曾經因為國家暴力而被強制隔離於樂生的漢生病患者，又再度因為國家暴力而流離失所。而後青年樂生聯盟和樂生保留自救會相繼成立，抗爭從此浮上檯面。

答案寫在那裡，但她寧願自己去找。打從最初，她們就是透過攝影機認識樂生議題。在舊院區蹲點、也到新大樓聽聽不一樣的聲音，所有關於議題的辯證，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我覺得那個進入的方式有點像記者，其實現在想起來是很古典、但是又很紮實的方式。一般而言比較聰明的孩子可能就會直接去找自救會或是樂青，從那個地方進入議題是容易的，可是我們那時候選擇了一個好像比較困難的路，自己去感受這個地方的樣貌是什麼、我到底想要記錄什麼？」

甚至連拍片這件事，都是樂生教會她們的。

樂生抗爭剛剛開始的那段日子，許多紀錄片導演或劇組紛紛進駐，而許雅婷和林婉玉當時還只是個修過紀錄片課、連拍攝技術都不算純熟的大學生。反倒是站在鏡頭之前的院民，已經習慣抗爭中各種攝影機包圍的日常，他們懂得拿捏與拍攝者的距離感，樂於甚至善於表演。

表演並不等於虛構，更像是一種運動中的必要手段。「有些時候會覺得他們知曉我們的鏡頭、想要利用我們的鏡頭說什麼，這個東西是存在的——但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透過這個鏡頭、這個表演，你到底想要跟觀眾說什麼？我覺得那個東西才是核心，而不是去在乎那個 moment 它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假的。」

而彼時初入議題，一切都仰賴受訪者的給予，前進沿途摸索，看到生病的身體就拍，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好在院民們習慣身處鏡頭之前，倒也沒有覺得不舒服。「因為當時去樂生療養院做學習的人很多，他們對學生這個形象相當習慣，所以我們的那個關係並不像是偷窺或者是剝削。」

多年之後剪接《大風之島》，重看看近二十年前的拍攝素材，許多隱藏在距離裡的訊息才終於被讀懂。但在那個全然陌生的環境中，一個紀錄片新手當下能夠抓住的，只有那裡的人。

有話想說

首先被她抓住的人之一，是《樂生活》裡作為主角的院民黃文章，招牌曲〈金包銀〉唱遍各種抗爭場合，一句自己改編的歌詞「人是好命囝／阮佇咧樂生院」，比任何運動口號都還響亮。

「其實滿多紀錄片的劇組進去，大致上都會圍繞著自救會跟跟文章伯，這樣子表演性質比較高、很容易被拍攝的人物。可是我看到的文章伯又是不一樣的人——那時候可以感覺到我跟他很不一樣，不管是外觀、年齡、性別，全部都非常不一樣，可是他很認真地要跟我溝通、想要我理解他的感受，任何問題他都很直率地回答我。」

許雅婷形容，那是一種課堂之外的衝擊，「就是他們真的好坦率哦。」不像許多紀錄片受訪者初面對鏡頭，往往先有戒心隔離，甚至禮貌客套底下都有戒備。「但文章伯不是，他那種距離感是很親切的。」

《樂生活》的另一位院民主角黃金英，總是穿梭在院區裡照顧其他院民，外表又沒有漢生病常見的外顯病徵，看似與常人無異，甚至不會意識到她是病人。「可是她又在樂生療養院——那對我來講很迷人。」

迷人的是看見議題裡每一個人的複雜與立體，「大部份人都會覺得他們留在這邊不能出去，那他們一定是無法融入社會、有比較明顯的身體疾病。可是金英並沒有那些標籤，那到底什麼東西影響了她永遠住在這裡、讓她沒有辦法回去？」

在樂生，院民的多元性超出外人想像——漢生病固然是他們在這裡的最大原因，但不只病作用在軀體上有不同的程度，社會的各種面向也都是如此：有人結婚成家亦有人終生未婚、有人做粗工維生，也有院民早早在外面的世界投資買房。弱勢是常態也是動態。

甚至，連對議題的想法也不見得全然一致。

一開始許雅婷在面臨拆遷的舊院區和新落成的新院區大樓兩地穿梭，不乏許多已經搬遷到新大樓的院民告訴她，漢生病患者本來就是應該被拋棄的，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他們想要告訴我的故事是：我們身為一個弱勢的院民，政府對我們那麼好，我們就應該搬。」

同時另外一邊在反抗拆遷、爭取樂生療養院原地保留，兩種聲音也有在心裡打架的時候，「老實說很容易不小心被那種『社會發展多好、我們被犧牲是應該的』，這種大部份人的語言給說服。」

「可是反過來想，這些不願意屈服的人，他們背後是不是有更強大的理念、更強大的聲音，要去告訴這個世界？」

最後在《樂生活》或《大風之島》裡，她選擇沒有放進那些新院區院民的聲音，一方面是自覺有義務對受訪者負責，「如果我展現他們講的這句話，到底對於社會的意義是什麼？大家會不會用一種比較平庸、保守的價值觀看他們？」

況且，「今天一個過得很好的人，他其實不需要發聲。當一個不需要發聲的人，你把鏡頭給他，對他來講是一種困擾。」

訪與不訪，放與不放，那其實是對紀錄片本身的反覆辯證。拍片的人與被攝者之間的合作關係，並非建立在創作者個人的創作慾望，「對我來說，有話要說是重要的。即使現在做作品，我都會第一個問我自己：這個受訪者有沒有需要一個紀錄片？他有沒有話要講？」

「我的經驗是，很多被記錄的人是不得不來到這裡被呈現的——我不是演員，只是一般人，你來到我的生命中其實是會干擾的。所以對我來講，受訪者他必得要經歷過很大很大的自我成長跟自我抗爭，他才會成為一個紀錄片的受訪者。」

幫他們把想說的話說出來。那就是她心中紀錄片的意義。

你有什麼特別的

然而 2016 年回到樂生拍攝，許雅婷一開始也沒有做紀錄片的計劃——有話要說這件事，在當時的樂生議題反倒曖昧了起來。

經過 2000 年代最風起雲湧的抗爭階段，運動在 2016 年的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劃通過之後，反而變得疲軟，樂生看似獲得保留，許多不明白運動訴求的人會問：為什麼還要抗爭？

作為身在其中的人，許雅婷當然知道為什麼。有太多太多荒謬之事還在持續發生：對院民缺乏尊重的拆遷行動、重要會議中有意無意對院民的排擠甚至欺騙、欠缺整體規劃的新院舍、原始的 Y 字型入口意象被扭曲改造，入口延伸的無頭斷橋突兀地站立在捷運新莊機廠的大門口旁，不時有不明所以的人在社群上發問：這是什麼？

整個樂生議題還有好多話要說——但許雅婷自己卻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沒有拍攝計劃，第一件要正視的事情是：「我為什麼回來？」

還沒想清楚的時候，就先拍。「大概有兩年的時間不太知道自己在幹嘛，但我就是保持著每個月、每兩個禮拜回來。有時候拍運動、或是比較政治的東西，有時候又會回來拍一下生活。那時候拍了大量生活，就是要找回來自己拍攝的感覺。」

也不是沒想過放棄。「老實說，好不容易回去了，其實放棄是更容易的。」何況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你只要決定放棄就放棄了。有一天你不去，你就放棄了。」

後來許雅婷逼著自己買了一台專業的 FS7 攝影機，想說花了錢就不會放棄了，然後發現，自己一個人拍反而要比想像得更加輕鬆。

然而規律地長時間拍攝，看似沒有放棄，卻也沒有前進。

「其實有一段時間，阿公阿媽跟學生都沒有問我、沒有期待我要完成一個作品，那時候覺得無比地自由。但是又覺得，身為一個創作者不能永遠逃避，因為你會知道說有一個案子，你也知道一直逃避、一直拖下去會是什麼樣子。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好像我準備好了，重啟也拍了兩三年，應該是可以提案了。」

以為已經準備好，提案卻像是把自己打回原形。評審的第一個靈魂拷問是：拍攝樂生，你有什麼特別的？

「我那時候為了要證明我自己是最對的人，就進入到——我待在這邊那麼久、他們在我面前表現得非常得自然——的這個走向。當然這個東西是真的，但又回到另外一件事，其實真的要證明的並不是我跟他們有多特別，而是我對於這個故事的清楚程度。」

於是她才意識到，提案評審的問題背後，其實是大眾對於樂生議題的視角濃縮，「樂生議題其實有非常多先入為主的難題。它在新聞媒體上太多曝光，大家對於這個議題很累了、很多人都會說這個議題不是結束了嗎？可是那個結束，到底怎麼發生的？」

「我後來想想，那時候是我還沒有準備好要怎麼樣呈現現在的樂生，我才可以好好地告訴別人說，你說的是錯的、其實你根本不應該拿同樣的量尺來看我的故事。」

責任的長度

於是是時候，她該拿起自己的量尺。

二十年前拍《樂生活》，短短 30 分鐘的短片篇幅，以兩位院民主角為主體，再從人物帶到議題與抗爭。許雅婷形容那是很古典的起承轉合結構，很典型的學生片。

「老實說古典結構非常地 work，而且到現在看《樂生活》，我還是覺得是一個滿好看的片子。」

但古典背後，她知道其實是自己能力的不足——尤其是面對議題的不足。「我明明知道樂生議題下面有一個好深好深的海跟鴻溝需要被梳理，可是我沒有能力。我連那時候的政治現實我都搞不太清楚，就是在迷霧之中，我沒有辦法梳理得清楚。」

2020 年獲得文化部的資金後，《大風之島》開始正式啟動，許雅婷第一件做的事不是繼續拍攝，而是找來一位剪輯助理，整理將近二十年裡累積的所有拍攝素材，有三、四個月的時間裡每天什麼都不做，就是專心看帶子、做場記，然後再用極為傳統手工的方式，把所有的內容轉成逐字稿。

是在那些文字和影像的梳理中，《大風之島》才慢慢浮現。

「其實你在拍攝的時候，是無法看到那個全景的。因為你的視角就是跟著院民走、跟著這個運動的脈絡走。所以唯有透過素材的整理，你才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跳脫，好像全局地看到這件事。如果是拍攝，你永遠就是在這個角度，那你看素材的時候，你的距離也可以遠一點點。」

第一次的影片初剪。許雅婷記得很清楚—— 7 小時 48 分 31 秒。那是她整個二十年與樂生同步的生命史。

然後從七小時縮減到四小時，把大架構的場次拿掉，再慢慢修剪零碎的枝節，「到了三個小時之後，開始決定故事的主要架構。那時候就是難的了，因為你開始要面對你的影片要關於什麼、它是多大的一個故事。」

關於影片全景的藍圖，是在那時候才能真正看見：「原來我其實在記錄一個樂生園區建成，卻把這些院民的聲音、他們的存在給抹除的一個過程。」

而剪接到了這個階段，每一步細微的修整都重於泰山。許雅婷說，那是身為一個拍攝者、身為一個導演，對於素材的負責任。

「因為你的素材不只是服務你的訊息，其實你的素材也會影響他人的生命，跟別人看待他的方式。你跟你的受訪者很有信任，他願意展現所有的他給你，不代表你可以展現所有的他給觀眾。然後你要展現的東西背後，其實也反映了你自己對於他的理解、對世界跟對創作的理解。所以有一絲一絲不確定的時候，那個東西都會被觀眾看到的。」

那樣的堅定必得經過無數次自我的淘洗與錘鍊，「我決定的視角、決定揭露的東西，是不是都可以跨越時間的考驗，還能堅持著這些詮釋是對的？就算是揭露了強權，還是可以在二十年或是三十年後證明那是經得起時間考驗——那個決定，我覺得是負責任的決定。」

「它背後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邏輯，也就是你如何長久地看待這個片子。」尤其在剪輯的過程裡，魔鬼不時埋伏出沒：「譬如說你這樣剪外國人看不懂、你要不要更接近國際影展觀眾？你這樣剪是不是不夠有戲劇張力、是不是不有趣？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會在你的心中，不停地考驗你的每一個決定。」

她始終記得剪輯夥伴，來自日本的剪接師秦岳志教會她的：「這個負責任，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你。所有的界限跟尺度，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在這裡

畢竟這不只是關於樂生的故事，也是關於許雅婷自己的故事。拍了樂生二十年，這裡早就是她生命無法割除的一部份。

幾次國際提案的時候，她感受到有些外國影人期待她在影片中放入更多自己。也曾經拿著攝影機，在爬山過程中拍自己的影子，「拍過一次就覺得，好做作喔！在幹嘛！」

想起早年在樂生，許多熟悉的阿公阿媽習慣喊她「政大的學生」，「我不太喜歡這樣，有一陣子覺得那樣的狀況不太對。」於是有時候她會刻意不帶攝影機進院區，純粹聊天，或是在會議現場解說、翻譯，在不同的身份與位置上探索新的關係的可能。

因為她始終相信，樂生不只屬於自己。「樂生議題是個公眾而且巨大的議題，它不是個人故事，它是好多人的共同的故事，所以它必得承戴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重量。」

「當然我曾經有想過，是不是要用個人的立場來進入，因為的確在這個主流世界裡面來講，越難的議題用越個人的方式進去就會比較容易。可是我覺得那就又把這個議題侷限了——我回去又不是因為我有創作慾望所以回去，我回去也是不得不回去的啊！」

然而越到後面，自己的位置又再一次被重整安放。這一次，是因為院民們需要她的存在。

《大風之島》後段，黃文章逐漸失智，從原本的侃侃而談到需要別人引導對話，許雅婷的聲音開始頻繁地出現在紀錄片中。在黃文章說自己一生就這樣完蛋時，她告訴他，「你讓我的人生不一樣了。」而在黃金英遭遇迫遷低落沮喪時，她從遠處對她喊，「不要在乎別人！」

因為那些現場，她沒辦法不出聲。「文章伯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到處走，你只能坐在那邊跟他對話、跟著他一起面對他人生的窘境，而我永遠會相信他們的身體跟他們的窘境是公共性的。所以那時候我就想透過各式各樣的聊天陪伴他，記得他曾經發生的事情。」

「那金英阿姨是因為我跟她是最親近的人，對於金英來說，我是在迫遷暴力中那一個信任的存在。所以於情於理，我都沒有辦法讓我自己做一個超然的紀錄片工作者。因為你知道她是誰，你就是有那樣子時間的厚度，你就是會被牽動進去。那些東西都是身為一個長久陪伴者，很自然而然的反應。」

而在影片裡保留，也是因為那份情感的絕對真實，毫無做作。「尤其在故事的後段，我們知道那個東西是重要的、而且它是這個影片裡面很珍貴的鑽石，所以我們那時候花了滿多時間在鋪排它，怎麼讓這個細節不會煽情、又可以去前後呼應。」

那是用二十年的生命沉澱出的情感重量。許雅婷不只一次在訪問裡說過，樂生形塑了她的世界觀。

「在樂生之後，其實我有機會接觸像廢死議題，但我一直都沒有辦法拿出攝影機。我可以很誠實地面對我自己，並不是所有的弱勢或是所有的社會議題，我都會完全一樣地關心。有些人可能會從樂生議題走到了土地議題或什麼的，可是我好像不是這種人。其實樂生議題對我來講，就是那一個議題而已。」

運動中也不是沒有傷害，蹲點那麼久，各種形式的暴力她都見證過——黃金英被迫遷那天，警察來到現場，她無法控制自己不害怕，「可是你知道，那天我還可以回家、我受傷了可以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或是找別人聊天，可是金英阿姨她就要過著那個已經被影響的生命，我到底憑什麼害怕？我們有什麼悲觀的權利？」

那麼多年裡，鏡頭裡的人也曾經悲觀，尤其隨著年紀衰老、病體不斷被截去，能使上的力道越來越小。同時運動似乎也在凋敝，每一次的抗爭集結，重複的場景，人數卻越來越少。2020 年，樂青成員再次發起六步一跪的抗爭苦行，從療養院山頂的靈骨塔出發，沿途跪行至衛福部。那天白天高溫 38.9 度。

而當年六步一跪浩浩蕩蕩的上百人，如今只剩寥寥可數。

但院民們始終都在。離不開也好、決心奮鬥到死亡也罷，他們都還在那裡。

所以她也在。「我們就是只能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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