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選片|《無聲》:我的呼救有人聽見嗎?

作者BIOS 選片
日期16.10.2020

我無法說這是一部「好看」的電影,走出戲院時,感到自己作為一個大人的無能失責。

《無聲》裡我們跟隨主角張誠的觀點,從新入學聾啞學校的歸屬感,到「耳朵」隱約察覺不對勁、眼見殘酷的事實發生在自己面前,揭開了一場被沉默的校園性暴力。

恐懼的聲音

記得在看《推拿》時,導演使用許多鏡頭嘗試去建構出視覺障礙者環境的暈眩、惚恍,小說也細緻刻劃出一片搖搖晃晃,接近盲人或聾人的感受。即便我們永遠無法真切體驗,但更靠近故事的原貌,讓人能情感同理,電影以技術環節連動營造出一個擬真、有感的環境,過去我們常談鏡頭語言,如果視覺有語言,聽覺亦是。

《無聲》成功地以聲音、音效、配樂營造出聾啞人的孤獨與救援無效。寂靜與空白發生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時候呼吸聲是重要的?水滴聲指出寂寥的空間感是怎樣的心理空間?《無聲》之所以是一部好的寫實片,也在於聲音的取材,我們不會感到電影營造驚悚、忐忑的音效聲,聲音並無刻意刺激、激怒觀眾,人聲也成為配樂編曲中的編制,收音多是自然環境音,疊加出一個充滿孩子笑聲的校園,相映哭聲啜泣的矛盾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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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議題嚴肅的題材,配樂擔任渲染角色也是常見,但《無聲》配樂進出的拿捏,卻是完整鏡頭的一部份。角色在拍攝時皆大多未成年,導演在畫面的拿捏上感覺經過了很多縝密思量,小孩遭受暴力這樣難以讓人接受的畫面,拍攝的界線在哪裡?觀眾該如何承受?最後她選擇的是,我們應該站在一個聾人的位置,感覺受暴時世界如何以聲音應答。一幕市場內主角的助聽器掉落,與世界巨大的位差頓時發生在觀眾耳旁,接近真空地、被抽掉的真實世界的聲音,也透露出為何受暴的小孩「比起受傷害更害怕外面的世界」,因生理缺陷導致聽人與「正常世界」的任意對待,是有這樣的人,生來活著自覺比別人不值得。

電影裡聾人與聽人觀點切換,也透過聲音做巧妙的節點,來到聾人的情緒表達,聆聽的外部像隔層膜,助聽器接收的世界失去方向感;又或者是在震耳欲聾的環境裡所有聲音交織在一起,影像的剪接巧妙捕捉手語動作放大「無聲」的侷促——永遠無法確定自己的呼救別人是否有聽見。甚至,聽人是否確實收到了自己的想法,這樣的懸殊差異自然形成了他們願意離開學校、投入「正常人」群體的心理障礙。哪怕是自己的父母,恐怕都讓小孩自覺累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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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的平庸

電影的一開場,戲走的方式看似與主線無關,但那一個場景設定卻也在電影中後段,短短一兩秒的鏡頭讓整個故事的格局拉高。劇本處理的權力關係不單是師生的、長幼的,也是放諸社會可見的階級。

柯貞年導演看向眾生柔軟目光一覽無遺,那種注目也是對自我的凌厲與審查,上對下的權力不只存在於性別,弱勢是一種比較值,在不同的社會角色裡,我們都在運行自己的權力。而即便處於某個方面的弱勢,在遇到比自己弱小的人時,我們未必也有插手的果敢,如果沒有這層深刻反省,電影將變成單向度的指責。我認為在故事的角度、或技術的支撐上,柯貞年導演處理的手法與選擇都是很成熟的,我們可以感覺到電影的完整度與故事的力度,是因為去除了許多表現的張力、以及自我色彩,讓一部電影可以忠於傳遞訊息。

透過故事指涉出新聞報導無法處理的人性善惡模糊處,讓性暴力這題變得更加難解。是什麼樣的輪迴誕生出這樣的結構,讓受傷害的人,唯一能夠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去傷害別人?

以「性」去懲戒、征服、操控、宣示自己威權,與成人以命令、規範、噤聲去對待學生,不同的權力框架裡,電影敘事立體展現出同一套操演。

為了維持校譽組織出服從文化,共犯結構裡的有師有生,從權勢階級養大了邪惡的平庸,即便不是主事者,全校都參與了這場服從威權、成為觀望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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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種人,值得活在這世上嗎?」

2011 年台灣一所特教學校因為一起生對生的性侵刑事訴訟,掀開了 127 件潛藏在校園已久的性暴力案件。從事情被揭露前、直到站上法庭,學校的老師與校長不斷告訴孩子的父母、媒體、法官:「孩子只是在玩而已。」

電影裡受性侵、輪暴的女學生貝貝是隔代教養家庭,因為害怕爺爺奶奶傷心,從來不敢與家人告知學校狀況,在學校求助時,老師冷漠地回「你們不是在玩嗎?」並以「欺負妳的人都是很好的學生,那是妳有問題」,讓貝貝一面帶著傷口一面帶著負罪感接受性侵。

因為同是聾人,所以她可以理解「聽不到」的溝通失誤;因為「他們平常都是很好的人」,只有「這時候」他們會玩得過火一點——這些合理化自己受傷的行為、否定受害者身份,都是因為不想離開聾啞學校。

貝貝不會游泳,但一直在課堂上練習憋氣,忍耐作為角色的教養,迫使她在後段乾脆以「交換條件」「拿掉子宮」的想法去換取校園和平生活。這些事件,確實都是長期追蹤此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曾經揭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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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何校園裡的孩子會不斷複製與行使性暴力?因為自己也曾是受害者,因為如果不這麼做、自己就會遭殃。電影裡「一起玩啊」的台詞反覆出現,成了一句不可承受的話語。一起玩,在聾啞的孩子群體間象徵著:去性侵別人、被我性侵、去幫別人口交、讓我指交……。痛苦發生在廁所、宿舍、校車、圖書館。校車上,還坐著輔導的大人。

第一次說這句話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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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生的性侵與霸凌結構往深追溯,我們也看見了角色小光的心境轉折,無論是從新聞或從故事推斷,很快就能知道小光是故事裡的關鍵角色。校長也能看見的監視器日日紀錄著小光被老師帶進空教室裡,而所有人都以監視器般神的視角忽視這一切。遙遠的、懸空的注視,那也是「與我無關」的疏離視角。

校園裡發生的性暴力事件之所以難解,「慾」連動「愛」,誘姦牽連的情動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改變了受害的意義,當受害者無法站在受害位置上單純地指責加害者,社會也無法理解這樣複雜的傷口。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戀慕之情,既厭恨他施展的權力,又無法逃脫權力聚焦於自己身上的虛榮——當所有人都看不起我這種聾人,老師看著我一個人。權力不對等下性的撫摸、觸碰,也讓人誤以為自己是特別的。

承繼「學校」對「孩子身體」的規訓:服儀、體態、生活的姿勢,又到未成熟的孩子容易對長者產生崇拜心理,因為還沒有成為大人,因此在「大人讓我產生身體慾望」的過程裡產生錯覺,模糊了自主意識的認知。

「你是想要還是不想要?」合意或受暴也變得難以界定。《無聲》從食物鏈下層追溯回源頭,也關注那些暨加害又受害的中間層,因此與其說是為加害者陳述,更像是理解一個孩童加害者暴力中的軟肋,從「孩童」的視角看電影,或許就能理解那些俯視的鏡頭底下的無助。

2011 年案件曝光後不只震撼教育圈,也動搖了公家機關權力政治的環環相扣,使得性平調查結束後一年內增加了 32 起性騷擾通報。

也就是說,沒有人在發現了這麼龐大的性侵結構後,有能力阻止校園裡繼續發生性暴力。

走出《無聲》影廳時,聽到有人說,OO 特教學校的 Google 評分只有 2.1 分呢。另外一人說,也要去洗分數。

面對這些被傷害的小孩,我們能做到居然只有給 Google 評價嗎?

我想起天臺小光的自白戲,扮演揭發事件的老師的劉冠廷,看小光以手語說出自己「討厭老師,看到老師卻開心」時哭得非常厲害。那種作為大人的羞愧與抱歉,觀眾是懂的。

這場戲,也幾乎是電影裡場景與構圖最乾淨的一場,電影裡發生暴力的場景總是有大量光影交錯、鏡面與水面映照光的各式質地。

那個天臺上,無雲的藍天、純淨的頂樓,通透白亮的場景裡透露出生命的晦暗,鏡頭也終於蹲居低處,仰望著受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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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 #柯貞年 #電影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李姿穎 Abby Lee
圖片提供Catchplay
責任編輯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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